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当代文学课件第十五章第一节 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ppt

* 第十五章 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第一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中国大陆再次进入一个开放的国际文化环境，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大量涌进，它与6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成为本世纪中国大陆第二次接受西方文化的高潮，也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再一次汇入世界性潮流之中。 文革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显然更加全面系统，从19诗世纪末的早期象征主义到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的各种流派，都逐渐为中国文坛所知悉。随着这些译介活动的深入展开，80年代初，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作品，体现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的产生，是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即既与世界文化现象的影响相关，更是本土文化和作家主体的内在表达需要的必然结果。 “文革”后文学的现代意识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人食指和芒克、多多、根子等人为主要成员的“白洋淀诗群”，这些青年人都有共同的文革经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解决。在他们的诗中，个人价值和命运的思考既带有精神贵族的多愁善感，也带有落难英雄的狷傲不羁，独醒者的恐惧与孤独为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涂上了一层朦胧色彩，这种在“文革”时期政治高压的缝隙中生成的现代意识及其艺术表现，已经预示了中国的现代意识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之间的重大区分。 1978年《今天》杂志3 的创刊，标志着这股现代诗潮从地下转入公开，进入新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学大潮中。这就是所谓的“朦胧诗”派。1980年8 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叫人看不懂”为由来否定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方冰、臧克家、周良沛等。 与此相反，诗评家谢冕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这些诗人的探索精神，孙绍振则认为这批年轻诗人的诗歌代表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赴。”而本身就是新诗潮成员的徐敬亚则大胆地以“现代倾向”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字眼概括了新诗潮的性质。 这三篇“崛起”的文章，对“朦胧诗潮”的文学史意义、美学原则及其特征、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 这一场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最后因政治干预而告结束，不过随着时间的延续， “朦胧诗潮”的美学追求已为文学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新时期文学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 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样反映在小说、戏剧、电影等叙述类文体中； “文革”后文学对现代艺术探索的追求，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像杜运燮等“中国新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王蒙等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所创作的一批结构和手法新颖的小说，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不是将这种探索仅仅归于艺术表达方式的求新，更是为了表达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在现实中的生存体验。 王蒙在1979至1980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发表的《布礼》、《春之声》等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个中短篇小说，与李国文的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茹志鹃的短篇《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短篇《我是谁》等，们多以人物心理为结构线索，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及象征等艺术手法，不仅给人予新鲜的阅读感受，还引发了有关意识流文学的讨论。 1981年9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强烈兴趣，第二年的8 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的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位作家的通信，又将讨论的范围从小说文体和手法的革新扩大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派的评价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