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十).docxVIP

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十) 　　篇一：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14　　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十四）　　九、建设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与司法审查规则。　　合同的法定解除主要适用于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解释》第８条和第９条的规定，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合同解除权制度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具体化。 《解释》规定了发包人有权行使解除权的四类情形，包括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同时，《解释》也赋予了承包人可以对等行使解除权的三种情况，即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协助义务的。　　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应当适用合同法“解释三”有关解除权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解除方或守约方是否有权继续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争议的一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的出台终结了这种争议，即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解除合同不等于解除责任”。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的上述原则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有偿合同，其法理依据有二：一是合同法“买卖合同”一章专门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也即，买卖合同的基本法理是其他有偿合同的基础。在规范买卖合同的法律制度可以被援引为其他合同纠纷裁判规则的情形下，则根据该制度而产生的司法解释当然可以被援引为其他有偿合同纠纷的裁判规范。二是关于对违约责任的追究并不应仅限于“违约金”一项内容，而是对其他违约责任亦可以被合并追究。 参照该司法解释的精神，合法行使解除权的一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定原则来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其责任范围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十、审计结论与建设工程合同履行力的关系。　　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后的工程决算价款结论不一致时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一事，最高人民法院曾有一个电话答复意见：即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工程竣工结算文件经发承包双方签字确认的，应当作为工程决算的依据，未经对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就已生效的竣工结算文件以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企业重复审核的方式进行否决；亦不得以审计结论而直接否定建设工程合同的履行效力。　　篇二：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13　　建设工程合同司法实务问题（十三）　　在建设工程合同结算纠纷中，如果合同各方未有约定或合同法制度中尚无明确规定时，可否参照适用有关规章来作为裁判的依据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关于规章在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效力问题，司法实践易于陷入一个误区：即未能准确理解《合同法解释一》有关确认合同效力依据的立法精神，错误地认为“规章”一律不能作为合同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按照合同法制度，在确认合同效力时不得以规章或地方性法规为依据进行否定性评价，但不等于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不是合同纠纷的裁判依据，也不等于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合同效力的支持性依据。　　工程结算文件在实务中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建筑工程合同结算条款；承包方和发包方共同签字确认的结算书；承包方或发包方单方发出但对方接受的结算承诺函等。但最易引发纠纷的是由承包方在工程竣工后发出，但发包方逾期不予审价或不予答复的结算文件之法律约束力问题。　　应当说，上述前三类情形中，结算文件效力比较稳定且不易受到司法裁判的否定。因为只要不涉及合同无效情形，或在结算书与承诺函中没有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的，则此类结算文件的法律约束力应当受到尊重。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住建部规章可以参照适用但必须审查其合理性及效力层级的合法性。 如《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承包方对发包方提出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竣工结算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在接到该审核意见后一个月内，可以向有关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行业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必须注意的是，上述申请调解的程序，或是规章中设定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