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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桃花源记》中的“外人” 　　有学者认为：《桃花源记》中，“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之“外人”，当是“外国人”或“方外人”的略称。这“外人”是渔人眼中的外人，必不应指“桃花源外的人”，而应当泛指武林渔人所不熟悉的、非常陌生的、异样的、异域的、异族的、异类的、异文化的人。如果把“悉为外人”之“外人”“误读”为与“遂与外人间隔”“不足为外人道也”同指桃花源外的世人，那就与桃花源诗中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矛盾。文章又引《史记·大宛列传》中“外国使”“外国客”，《晋书·四夷传》中“外国人”，《史记·孝文本纪》中“外人”，《魏书》中“外人”来多方印证。　　文章虽发人之所未发，但笔者仍有几点思而不解之处。现简述如下：　　一、“外人”一词在同文中用了三次，“悉为外人”之“外人”与其他两次不同，特作“外国人”“方外人”解，为什么？难道陶渊明词源干涸，搜索枯肠，已找不到表达“外国人”“方外人”的词，而只能用“外人”敷衍过去，不顾文义模糊，启人疑窦，致使千余年的读者都被蒙弊，而直到今天，才揭开谜底？陶公当真“低能”如此？其实，要表达“外国人”“方外人”的意思，用“外国人”“外邦人”“异邦人”“黄冠”“僧人”，都无不可，何必简省如此。且陶公虽然说过“读书不求甚解”，但并没有提倡“作文不求甚通”。在文中留下谜似的语言，不应该是他的风格。　　二、“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一句，文章认为应理解为往来种作者的男女的衣着都和外人一样。这样解释产生不通之处：1.“联盟种作”后似加一“之”字，没有“之”字，那只能理解为往来种作者如外人，男女衣着如外人。一个“悉”字多少透露了一些信息；2.仅仅往来种作者的男女的衣着如外人，其他人的衣着如何呢？为什么不说桃花源中所有的人的衣着，而要突出往来种作的男女？　　三、《史记》《晋书》所言“外国使”“外国客”“外国人”，能简称为“外人”吗？《史记·孝文本纪》中的“外人”仅是孤例，《魏书》后于《桃花源记》，不可为证。即使从二十四史上再找到千百个“外人”，都无济于事，因为它们不可能是武陵渔人眼中的“外人”，原因是那些“外人”都是与上层人物接触的人，而不是民间普遍可见之人。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有些偏僻地区的人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他们心目中是没有多少“外人”的概念的，何况晋时的渔人。一个人蓦然见到一件新奇的事物，产生联想的一定是他熟悉的东西，而不可能是他陌生的东西，这是心理学的常识。退一步说，即使渔人看到桃花源的男女衣着，能够联想到“外人”，看到“往来种作”者也能联想到“外人”吗？渔人难道比较过中外耕作方式的不同，考察过外国农业生产吗？我们设想，渔人见到桃花源中人，说“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古人’”，似乎比悉如“外国人”“方外人”要自然得多，虽然他也没有见过古人，但看到秦时人衣着，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很有可能的。　　其实，《桃花源记》中的三处“外人”之“外”，都是相对于桃花源之“中”而言。说中道外，说东道西，说快道慢，都需要一个参照物，否则就不知所云。“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之“外人”，虽是从渔人眼中看的，但他当时已在桃花源中，所以说“外人”就是“世人”。身处其中的渔人，并不以桃花源为参照物，却以全中国为参照物，实在难以想像。根据渔人的地位，他不可能产生这样飞跃式的时空转换，除非他到海外打过鱼。　　那么，“悉如外人”之“外人”，解释为世人与诗“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的矛盾如何解决？陶渊明写《桃花源记》不过借这虚构的故事，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乌托邦的理想而已。如果求全责备，矛盾之处不一而足。“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当时究竟来了多少人，至少应能组织一个小社会吧！土农工商，百业皆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才能生息、繁衍。桃花源有多大，资源齐备否？都无交待。又秦时语言到晋时发生多大变化，即使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语言差别也很大，渔人为什么能与桃花源中人交谈，毫无障碍？这都经不起推敲，都不容胶柱鼓瑟。因为它是虚构的，可用陶之“不求甚解”解之，一切矛盾即消失于无形。当时，如果陶公考虑得周到一点，矛盾会减少。但这只不过是一篇几百字的散文，不是长篇考察报告，有必要写得那么详尽吗？即使写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读者仍不会当作真有其事，还是当寓言看。对于所谓矛盾，只有从宽处理了。　　陶公之所以在文中三次提到“外人”，并特别说“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是想强调桃花源中的人，不是天外来客，而是避世来此乐土的人。他们不过迁移了一个地方，其他的一切，包括生活方式，耕作制度，与世人没有两样。如果说陶公下笔时为了说明桃花源中人就是原来的世人，不知不觉间忘记与诗中所言一致，或者说写诗时未曾考虑与文中所言一致；如果说陶公一定不会失误，那只能是个假设。作者假定陶文不误，但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