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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教学案例1：辛亥革命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已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危机四伏的社会使得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镜头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将近七亿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写:“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时，“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对清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 镜头二：政治骗局大失人心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然而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是李鸿章的冷遇，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实施所谓“新政”、“预备立宪”。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更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强化集权统治，成 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镜头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族亲贵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3岁的溥仪入继皇位，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主持建军事务，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这引起了汉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 镜头四：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政府支付赔款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向各省分摊，二是回过头来再向列强寻求高息借款。对于前一个办法，1904年，18名各省的督抚和将军曾联名给朝廷上疏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甚巨。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刮，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总之，无论如何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之时，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竭力搜刮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苛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这份出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奏折，用了“竭泽而渔”、“民穷财尽”、“竭力搜刮”、“苛政”、“为患不堪设想”等与革命派揭露他们的语言非常相近的词句，可见经济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清政府的后一种办法，实际上也要通过向各省摊派来支付巨额的借款利息。革命派一语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积重如山。犹不知警惧，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