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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九登高的调查报告 　　漫话登高——重阳登高与达州元九登高节　　摘要：“登高”是我国文学作品的一个母题，但是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它的起源和发展却是不同的，不同地方的登高有不同的源头，同时有关登高这一民俗现象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全国性的重阳节登高与达州的元九登高节就是一个例子。尽管登高的来源不同，时间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但是同为“登高”，它们仍有内在的联系，重阳节和达州元九登高节都选择了“登高”这样一种形式，。　　关键词：重阳元九登高习俗避祸纪念元稹　　在古典诗词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些登高望远的情境，如“九月天气清，登高无秋云”，“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等等，诗人们往往喜欢登高临远，畅抒情怀。然而，却并不单单是这些文人们喜好登高，在很久以前，民间就有了登高的风俗。　　提起登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重阳节登高，从前文的诗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九月九日登高是一件盛事，人们往往插茱萸，携亲友，共赴高处。　　林继富在他的《重阳节“登高”习俗漫谈》中提到，“登高”习俗是重阳节的核心元素之一，除了我们常说的脚踩大地，向上攀登含义外，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譬如，重阳节日期中的九代表阳数；放风筝象征着飞向高出；将牲畜放野，任其在山坡上活动、觅食；重阳糕的“糕”谐音“高”等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登高的意味。　　晋朝周处的《风土记》记载，“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有记载，“汝南桓景从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戴茱萸囊，盖始于此。”　　“登高”以避免灾祸，这应该是重阳节登高的一个起源。然而，尽管“登高”是重阳节的核心元素，但是重阳节却并不仅仅是登高。重阳节除了登高，还有很多其他的习俗，诸如饮菊花酒，插茱萸，吃重阳糕等。所以，重阳节登高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所传达的传统民俗的本质却是统一的，即消灾去晦、驱邪避祸。这与达州的元九登高节的民俗意义是不一样的。　　达州的元九登高的风俗传承已逾千年，每年的正月初九，全城人民倾城而出，都到附近的山上去登高临远。笔者也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带着食物，和家人一起　　到山上登高游玩。　　全城出动，在元九这日齐登高，这样一种盛况沿袭了千年，它是由何而起的呢？其实，达州元九登高节的起源和我国古代的一位诗人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位诗人，才产生了今天达州的这样一个节日。这位诗人就是元稹。　　相传元和五年，因与宦官和守旧官僚斗争，元稹受到排挤，初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和十年又被贬到通州任司马。“那时的通州乃海内蛮荒之地，常为官员贬放之所”，而那时的司马实际上是个闲职。由于通州的地理条件恶劣，元稹初到任时，就染上了疟疾，生活十分艰难，白居易曾在给元稹的诗中说“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足见昔日的通州和今日的达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元稹在任期间，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但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民间说法却是：元稹在担任通州司马期间，“鼓励农民以耕为本，以学为重，促使农产渐丰，学风渐盛”。　　尽管存在这样的分歧，但是我们从元稹的诗歌主张就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是完全不顾民生的。“元白”的诗歌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主张“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不仅如此，元稹在通州任职期间，写了非常多的诗歌作品，著名的乐府诗《连昌宫词》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所以，从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怀。　　作为一个文人，元稹自有他文人的性情，寄情山水以遣悲怀，便是他的选择。所以元稹闲暇时还时常到城南的翠屏山和城北的凤凰山，同友人饮酒赋诗，以遣郁闷。在通州任职的四年的时间里，元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诗歌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得到发展的。　　无论元稹在这四年里的政绩如何，人们都不会忘记他。因为，作为一个后来发达了的官员，他还是值得人们称道的，尤其是这样一位较有影响的文人，谁不想和出了名的人扯上关系呢？何况元稹在通州期间，还是写了很多反应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算没有为通州人民做事了。不仅如此，这位诗人的闲情逸致，也给通州人民留下了很多可以口心相传的奇闻轶事。而正是这些奇闻轶事在民间的传承，才使得元稹在达州还这么的有生命力，并最终产生了这样一个生命力旺盛、能够代代相传的节日——登高节。正是民俗的力量使得文化得以传承。　　在公元818年，元稹调任河南，于正月初九离任。当天民众为他送别，元稹乘船远去，为了再多看他一眼，全城父老纷纷登上翠屏山和凤凰山，登上他亲自主持修建的戛云亭，翘首凝望。这里的人们，每当思念深切之时，就登山来到亭上，遥望州河的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