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农村金融学-第八章--村民间金融的绩效分析和风险防范.pptVIP

政策含义 民间金融对宏观经济增长的绩效为负，这个结果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应该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建立市场化的、有效率的、充分竞争的金融体系，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和融资壁垒，使得它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在银行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融资的机会； 第二，应该着力发展中小银行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应该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参与组建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主要为地域内的中小民营企业服务，从而有效降低民营中小企业被迫向民间金融部门借贷的概率，增强其资金实力； 第三，应该对现有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金融机构赋予合法的地位，使那些有资质、经营良好的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整合改造为规范的正规金融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使它们成为正规金融的一部分，可以公开地与现有银行机构进行竞争，这样，民间金融的一些消极作用就会有效缓解甚至消除。民间金融机构的阳光化可以很好地降低其经营成本，当民间金融的经营成本下降后，民营经济的融资成本也就自然下降，民营经济成长就会自然加快，从而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二、微观经济绩效:以温州为例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不断推广和农村生产的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非常富有商业头脑的温州人民，较早的开展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小商品加工和贸易活动，走上以农村家庭工业为特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即著名的“温州模式”。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这时的温州民营经济是从家庭工业起步，起步简陋，固定资产少，基本无任何抵押品；而且家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和生活的双重需要造成货币资金和生产资金混为一体，这时人们的创业资本主要来源于个人积累，民间金融也以小额的私人借贷，如亲朋好友间的借贷为主。这一点可追溯到温州民间历史一种“认盟兄弟盟姐妹”的民俗，类似于结拜兄弟和姐妹。这种民俗很好地培育了基层社会个体和群体间的信任，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微观社会结构。 1984年，温州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中国最早的城信社：府前城市信用社和全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的获准兴办。 第二阶段是1986年至九十年代中期，这时的家庭工商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发展到中期的中小型企业（年销售额在100万~1000万元）都有急需扩充资本、扩大生产的需要，此时借款目的转变为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个人资金虽有一定积累但还非常有限，而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借贷又不能再满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需要。这时，民间金融机构相较于正规金融机构在融资速度、成本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凸现出来，再加上正规金融的供“血”不足，强烈的制度需求刺激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大规模产生。 同时，产业资本循环中开始出现剩余资本，表现为居民手持现金的大量增加，除了银行存款没有什么别的更好的生财之道，因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民间资本。具有中介性质的提供间接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开始大量产生。最初只有以融资中介为职业的个人中介，如“会”和“银背”等；之后开始出现私人钱庄、城市信用合作社等中介，并也发生了“抬会”、“平会”等金融风波。民间信用经过震荡也逐渐向多层次和多形式发展，“会”作为一种非法形式转入地下，但仍得以稳定发展，同时社会集资、农村基金会和典当行以及义乌、永康等以“地下钱庄”为主体的“地下货币市场”获得较大发展。 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中期至今，这时的众多民营企业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和较强的自生能力，企业所有者的冒险和盈利动机增强。此时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向新项目、新市场的转移，或是纯粹的资本市场投资。这时的资金需求呈现借贷资金规模较大和流动性较高两个特点。不论在商品还是资本市场，盈利的机遇稍纵即逝，这便要求商家在具有很好商业眼光的同时，还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所需的大量资金。 然而“会”本身的运作原理和机制产生的规模边界限制导致会金总数不能满足巨额资金的要求，且“会”的定期分配资金的程序也不能满足高流动性的需求。同时，之前建立在地缘、亲缘关系上的信用通过这些年的商业交易而再度增强，使得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渠道显得更广。因此，大额直接信贷一跃成为最普遍的民间借贷形式，“会”几乎消失了。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随着有民营资本参股的“准正规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开始积极介入当地金融市场，居民开始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行为趋于理性。民间金融市场逐渐进入平衡运行阶段，竞争性的市场格局初见规模。如私人资本控股的泰隆信用社、路桥信用社、义乌、永康等地以“地下钱庄”为主体的“地下货币市场”初具规模。这使得温州的金融市场由三个彼此分割的独立融资市场组成，即国有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