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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一一曹植 论文关键词：曹植抒情诗中国诗史 论文摘要：建安是中国诗歌“本乎性情”的历史转关 曹植诗“千悲万恨”、“汹涌而发”，以其众多的数量、精湛 的质量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 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中国 诗歌便一头扎向抒情一路。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 出贡献。 中国与西方诗歌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诗歌以言志抒情 为主，西方诗歌以模仿叙事为主。中国诗歌发端于言志抒 情，但其发展却长期依违于言志、缘事、缘情之间，左右 摇摆，徘徊游移。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当在文学自 觉的建安时期，又当以“建安之杰”（钟嵘《诗品?总论》: 的曹植着力更勤，贡献最大。 作为中国诗歌艺术渊源的《诗经》，是以言志抒情为发 端的，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毛诗序》）的产物，“诗三百”除《生民》、《公刘》等所 谓“民族史诗”及《七月》、《氓》等少数诗作有明显的叙 事倾向外，其余皆“吟咏情性”（同上）。《楚辞》“忧愁幽 思”（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也以抒情言志为 主，但《楚辞》的叙事成分，较之《诗经》，则大有增强， 《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自叙世系祖考，回 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以至上叩帝阍，下索佚女， 便大量用“赋”的手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 庸。摄提贞于孟瞰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 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具有明显的 叙事化、散文化的倾向。《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 国之美，也体物叙事，排比铺陈。这种赋化倾向，越到后 来越发突出，《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 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闻大 夫与？何故至于斯？’”《卜居》中，“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 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 见太卜郑詹尹日：‘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 策拂龟，日：‘君将何以教之？”’《楚辞》明显的有一种由 抒情而叙事，由诗而文的脱胎换骨的发展趋势，这预示着 一种新文体“汉赋”在《楚辞》母体中的孕育和诞生。《汉 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战城南》、 《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 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如果说 中国的叙事诗萌于《诗经》，长于《楚辞》，而《汉乐府》 则是其成熟的标志。汉代文人诗一片荒凉，《古诗十九首》 则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它“深衷浅貌，短语长 情”（陆时雍《古诗镜?总论》），或抒写游子、思妇的离 愁别怨，或抒写士子才人的失意苦闷，又转而以抒情为主。 直到魏晋时期，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出， 才标志着中国文学的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结束徘徊， 明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现， 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以任气， 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 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所以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有云： “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是由‘言志’到‘缘情’，而建安 恰是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转关。”④而真正代表 “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 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且 感情单一，大多限于男女离愁和士子失意两种，远不足与 《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抗衡。更何况，《古诗十九首》 等汉代诗人受汉乐府的熏染，也一定程度上“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如“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 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 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虽 穷作乐而意不平，抒情性很强，但仍然以一次朋友相聚为 背景，叙写了聚会的场面、音乐及对音乐其“声”、其 “响”、其“意”、其“真”的评述，仍有一定的叙事成分 另外，《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驱车上 东门》、《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大多数诗作，也 带有汉乐府“缘事而发”的某些特征。《古诗十九首》并非 标准的抒情诗，仅以抒情为主罢了，仍带有由言志、缘事 而抒情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建安诗歌的开创者或领袖似的人物曹操，现存诗 21首，皆为乐府，从艺术形式到艺术表现到语言风格，受 《汉乐府》的影响极大。曹操的大量诗歌，如《对酒》、 《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善哉行》、 《却东西门行》、《谣俗辞》，等仍以事件为基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