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docVIP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是他们批判地分析并超越了前人关于人境关系思想后得到的认识，是形成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立场进程中的创获和范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人境关系的社会性特征、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境关系的实践本质。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加强对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关键词]人与环境、双向互动 主体性 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有机衔接研究”（项目编号：BJSZ2015ZL01）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都比较重视环境对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都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育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着“大思政”观念的普及和高校环境育人实践的拓展，环境育人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中也再度成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何种人与环境的思想素材，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实践意义？这是夯实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必要前提。本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并揭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此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为更好地培育和利用环境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创新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久远的思想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实践命题。该命题的出现远起于上古时期人们在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确定自身内外与外部世界关系之初。在中国上古时期，当经历了鸿蒙初辟时以“天命论”为基础的神怪论和不可知论后，不论是秉持“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都是把人与自然环境联合起来考虑外部世界与人的发展变化的，也都触及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活动实际性地揭开了关注自然环境的序幕，从而也开启了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篇章。从探讨万物“始基”、研究天、地、水、空气和灵魂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在对自然及其构成定位的研判中，人多是作为自然元素出场的。如希波吕特提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1](P10)与此类似，阿那克西曼德也认为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经过爱菲斯学派赫拉克里特这一里程碑式的朴素辩证思想之后，等到到了毕泰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那里，人尽管还是“生于自然”（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从地里出来的，就和虫豸之类产生的方式一样。见拉克唐修：《神圣的创制》），尽管仍处在不可知的“神性”的笼罩之下，但在大部分的先贤看来，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小世界，他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和自主体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自苏格拉底以降，鉴于思想、灵魂、心智、精神等与人不可剥离的那些“神性”的缠绕，虽然有先贤倡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P133)但在理解人与身外环境的关系时，偏重外部环境因素却成为了一种重要倾向。由此，当人们还难以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关系时，出现神秘的圣化自然或圣化人自身的思想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文明对蒙昧和神性的稀释，人归属于自然界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界的思想普遍流行起来，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均把人的属性乃至社会性质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为之后逐渐成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供了思想先导。以至于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在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认为地理因素（气候、地质、天文等）决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看法仍是非常突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思想世界中的智者，也是西方文明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其思想学说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发现而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超越式批判。他们主要是通过三大批判提出了历史理论与生产现实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环境”互化的实践观，确立了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一体的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首先，恩格斯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P574)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直接指向“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