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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 摘要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再开发过程。通过对中西方城市更新进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中西方城市更新的差异，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探索适于中国的城市更新道路。 关键词 城市更新；差异；方向 0、引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上所有城市都必须不断对原有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城市交通、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合，使之符合新形势的需要。这个过程在英文中最早被称为 Urban Renewal，即城市更新。[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表现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尤其是步入21世纪之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不断枯竭，在经济转型和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城市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表现为其内部空间的重组。快速城市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城市更新和改造的问题。 本文在回顾城市更新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国对内外城市更新研究和发展对比分析，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找到我国城市更新的问题，得到一些启示与方向。 城市更新的国内外历史发展概况 1.1 外国城市更新的历史发展概况 对于西方国家(主要指欧洲和北美)的城市更新历史。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自二战以来到当前阶段这段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推倒重建(自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初) 欧洲很多国家在二战中都遭受了重创，所以二战后首当其冲的一项任务就是对那些破败城区进行重建。主要目的是振兴城市经济和解决住宅匮乏问题，主要方式是推倒重来、拆旧建新。像伦敦、巴黎、慕尼黑等欧洲大城市，都曾在城市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拆旧建新活动；在纽约、芝加哥、曼彻斯特等贫民窟比较多的大城市，则开展了大规模的“消灭贫民窟”运动，将贫民窟推倒重建，居民全部搬迁。[2] 但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运动并不成功，问题主要出在指导思想上。其最大的缺陷就是把动态的城市发展看成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形体规划来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而忽视了人的需求，忽视了城市功能，忽视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阶段：城市中心土地的强化利用与城市的衰败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至1960年代，大规模拆建的城市改造引发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激烈的讨论。很多人批评这种方式极大地破坏了原有的邻里关系；对于相应出现的社会代价，也应该主要由政府来负责。这一过程与真正的邻里更新并不一致，因为他完全用获利更高的商业取代了居民用途。从根本上来说，是试图强化位于城市良好区位的城市中心区的土地利用，通过吸引高营业额的产业如金融保险业、大型商业设施、高级写字楼等来使土地增值。而原有的居民住宅和混杂其中的中小商业则被置换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这种举措曾经一度带来城市中心区的繁荣，但很快就出现了大量问题。由于城市中心区地价飞扬，带动整个城市的地价上涨，助长了城市向郊区分散的倾向。由此加剧的钟摆式交通堵塞问题，使中心区的吸引力下降。由于居住人口大量外迁，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区在夜晚和周末变成了所谓“死城”，带来治安、交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大量被迫从城市中心区迁出的低收人居民却在内城边缘形成新的贫民窟。 1.1.3 第三阶段：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的渐进式综合性改造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美国著名学者J·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了“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的重要思想。她认为，几十年来的大规模“城市更新”改造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有特色的建筑物、城市空间以及城市文化。她指出，那些充满活力的街道和居民区，都拥有丰富的多样性，而失败的城市地区往往都明显缺乏多样性。 总之，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主要特点，是不再单纯地考虑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反对大规模的拆旧建新，而且是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需求，力图通过渐进式、综合性的“城市更新”，系统解决就业、教育、社会公平等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1.4 第四阶段：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多目标和谐更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今) 最近2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人口压力等诸多问题，促使人们对以往的“城市更新”运动和城市发展模式进一步进行反思，并与广泛兴起的可持续发展思潮相融合，形成了更加注重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取向，标志着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进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多目标和谐发展新阶段。[3] 中国城市更新历程 从“狭义、滞缓更新”向“广义、快速更新”转变。 自建国以来，中国城市更新发展历程根据目标和内容可分为二个阶段:以局部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标内容的小规模形体更新阶段 (1949年一一20世纪90年代)、以及在多样性动力机制推动下逐渐朝以包括物质性更新、空间功能结构调整、人文环境优化等社会、经济、文化内容的多目标、快速更新阶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