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经济学和社会学.docVIP

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刘世定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受到关注，并非仅仅是因为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为一个学科所不能胜任。这是一个常识上的真理：要说明或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哪怕是十分简单的现实问题，用一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附加以一些尚未学科化的甚至难以明确表达的知识，即M·波拉尼所谓的沉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而遇到复杂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已为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关注，那么，运用多学科知识自然成为必要。这种外在的需要固然有时会提供学科间互动的激励和机会，但并不必然。各自保持原有学科疆界而携手共同为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是不乏其例的。只有当不同学科发展的内生逻辑和传统的学科边界发生的碰撞时，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互动关系问题才会出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形势。这是本文的学术关怀产生的根源。 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不仅涉及的文献繁多驳杂，并且在各个国家也不同。这里只是粗观大略地勾画一个脉络，指出几个对后来的发展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事件或环节。 1、三个阶段 回顾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时期、经济学边际革命后的疏远时期、互动加强时期。 （1）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两个学科之间尚无明确的分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包容着后来被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别发展的内容；二是出现了以社会学为旗帜的对经济学的批评。 这个时期终结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边际革命，而对于其起点，我想大致可定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特别是以亚当·斯密的学术研究为标志。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后来被社会学家关心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论述。甚至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讨论的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其锋芒直指也仅限于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者，而对斯密，则保持了景仰态度。某些后来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指出过斯密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成分。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写于社会科学学科初步分化时期。正如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所说，《国富论》“写在学科的分工还没有进展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的程度的时代。”他认为，“〈国富论〉是一本一般社会科学的著作。它不自觉地把分析延伸到经济理论、政策以外的世界历史、欧洲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海尔布伦纳，1976/1982）经济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和斯维特博格指出，“〈国富论〉发表时，经济学论题和社会论题（social topics）之间没有巨大的分离。”（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p3） 可能最早把斯密认同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是斯莫尔（A·Small），他之所以把斯密看成一个社会学家，主要是着眼于他的道德哲学。他写道：“斯密的社会哲学传统是通过社会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继承下来的。社会学家们一直生动地保持着斯密道德哲学的充满活力的火花。”（转引自哈奇森，1992，第34页）斯莫尔的这个看法发表于1907年。较斯莫尔稍晚，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也指出了斯密的理论中的社会学成分，但他认为那时一种特殊的社会学，即“经济社会学”：“劳动分工、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对自然日益增长的控制、经济自由，以及法律上的安全——这些是构成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学’的最重要的要素。它们显然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社会结构相关的，而不是同事件的经济进程的任何内在的自发性相关的。”（熊彼特，1912/1990，67页）显然，在熊彼特那里，对斯密理论中的社会学成分是在经验科学意义上而不是在社会哲学意义上来把握的。 马克思是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同为本学科重要学者的人物，不过在他看来，他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而从未将他自己的任何一部分研究称为社会学，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学”一词已经出现。他试图将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即价值理论和对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他那里，被经济学家关注的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再生产等理论，和后来被社会学家关注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理论是结合在一个体系里面的。 韦伯最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学术界，继而开拓出一系列的新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许多研究属于“社会学”。他对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著名方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