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十五章桐城派古文理论.pptx

第二十五章 桐城派古文理论;第一节方苞的文论;方苞（1668—1749）， 清代散文家。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后得赦。官至礼部侍郎。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创始人。所作散文，多为经说及书序碑传之属，立论大抵本程朱学说，宣扬封建礼教。所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的古文理论最能体现出清代统治者所宗奉的程朱理学与古文写作要求相一致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他的义法说与清真雅洁的写作要求上面。 ;“义法说”是方苞利用其文士与官僚身份于一体的便利之处，通过对《左传》与《史记》等典籍的阐释而提出的一种古文写作规范，充满政治与伦理的企图，因而很难说它与原来的文本意思相一致。“义法”一词原出于《史记》一书，其意思本不神秘，大约是指传统经学所说的“微言大义”，???汉代经学指称的孔子修《春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名分与伦理评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跟随董仲舒学过今文《春秋》，董仲舒用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的思想，影响到他对孔子修《春秋》的看法上面。司马迁所说的“义法”是指汉儒所说的孔子的春秋笔法一类。方苞对于此种说法大加发挥，提出：“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所以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具在于此。”(《春秋通论序》）;方苞与司马迁相比，更加突出了《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特别强调“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的意义。这种春秋笔法从文学写作来说，是将政治与伦理的标准强行塞到文章写作中去，因而很难不造成对于事实的扭曲，以及意思的隐晦不清。如果说孔子与司马迁在当时对于“义法”的肯定还带有积极的意义，用于对社会人事的批判，体现出人道与民主的一面，那么，到了封建专制统治江河日下的境况下，用程朱理学意义下的“义法”去作为衡文的标准，就显得很落后了。 ; 方苞所论的“义法”属于道德与文章合而为一的写作规范，但首先是指道德与伦理上的精简化，即在特定政治与伦理标准统率下，将其贯彻到文章的组织结构乃至于用词遣句上面。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方苞认为，“义”为古文的思想内容，而“法”是写作的技巧，义法是指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方苞通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解释，证明司马迁的成就在于秉承了孔子作《春秋》的“义法”秘诀。这显然不符合《史记》的写作事实。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在有些地方受到孔子《春秋》的影响，但主要是在一般的伦理思想的浸润其中，而在《史记》的写作上却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的传统，正因为如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指责他的《货殖列传》是“崇势利而羞贱贫”。;如果真像方苞歪曲的那样，以“义法”为鹄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不可能成为一部杰出的史书了。方苞从这种观念出发，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有所不满，主要是嫌诸家耽于文章而忽于义法，他认为义法源自孔孟六经，支脉者为《左传》、《史记》，其次为《公羊》、《谷梁》等。从方苞对于义法的排列中，可以看出他的古文理论御用色彩极浓，而尊重文学的意思很少。 ;方苞从他的义法说又推出清真雅洁说。这种理论主要是为适应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将前人古文写作中的某种风格规范为严格的古文写作要求，而摒斥其他的写作风格。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一再告示读书人要以简洁为标准，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清史稿·圣祖本纪二》），雍正十年（1732）下旨考试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方苞奉敕编《钦定四书文》，也是“大旨以清真雅正为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方苞积极响应统治者的需要，以文坛重镇的身份，倡导清真雅洁说，提倡古文写作要以义理为标准，汰除那些华丽繁复的词句。方苞主动地将雅洁与统治者所倡导的道相结合，提出：“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周官析疑序》）也就是说，那些忽于道者，其言必然枝蔓旁出，繁词丽句适足以害道。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文章的雅洁是有道理的，但是要求所有的文章写作都要如此，显然属于强人所难，也会造成文章的千篇一律。方苞并非不懂得文章写作的特殊性，但是为适应统治者的钦定标准而刻意阐说，显然是以偏概全。在古文写作上固然有许多以雅洁取胜的典范，但也有许多以浓墨重彩取胜的例子。唐宋古文中的许多大师如韩愈、苏轼、王安石就是如此。;苏轼尝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便说出了此种机杼。苏轼虽亦为官僚，但他为文学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