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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木埋藏 财产权 财产权的法律意义应当在于保护公民财产不受侵犯，即使是政府也无权对公民的合法财产进行干涉。 在第一段话中很好地体现了英国政府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而在第二段话中，中国政府的行为则有许多不当之处。 即便乌木应当属国家所有，但地方政府的强制挖掘行为 损害了吴高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吴高亮无权拒绝挖掘行为，地方政府也应对吴高亮的损失予以补偿。 彭州天价乌木案， 看似是一个小官司， 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物 权法的深层矛盾。在我国， “无主物归国家所有” 这是惯例， 而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民法都规定了 “先占为主” 的制度， 由于和这种国际惯例相冲 突， 所以我国的物权法在制定的时候， 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此， 在 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下， 只要是 “无主物” ， 往往容易陷入是国有还是民 有的纠纷。事实上， 目前大量的民间挖掘、 类似买卖乌木的行为已成经 济活动的常态， 如果都按照惯例将 “无主物” 统归国有， 政府往往会陷入 “抓小放大” 、 “与民争利” 的质疑当中。 四、对于完善我国发现埋藏物规定的建议 结合乌木案，我国采取的国家取得所有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缺陷：(1)立法者把埋藏物和遗失物的界限模糊化，使立法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这也是无法妥当处理乌木案争议的原因之 一；(2)吴高亮和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主要源于对国家立法主义 的不认同，也即凡是法律规定不归个人所有的物品均属国家所有 的立法规则容易导致不稳定的社会状况。过度扩大国家的利益 范围，导致了《物权法》立法的价值缺失，也容易让群众产生对政 府的不信任感：(3)《物权法》将无主物和所有人不明财产规定为 “归国家所有”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上也是不现实的。此外，由于 我国《物权法》没有确立先占制度，造成了此类纠纷处理时的种种 困境。先占制度作为原始取得财产的方式，是动产所有权取得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立法者综合国情考虑，优先对国家利 益、集体利益进行保护，但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未来立法必须对 先占制度有所体现。 ， 我国当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产权清晰的所有权环境。在这 个环境当中，人们能够确切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到那种渴盼已 久的安全感。因此，为了使各个权利人的利益相对均等，根据公 平原则，在发现埋藏物的问题上我国立法可以参考西方的所有人 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 三、埋藏物所有权归属立法比较 埋藏物的发现是一种基于事实行为而 取得动产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关于埋藏物所 有权之取得，主要有三种立法例: 1. 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 这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于埋 藏物的所有权归属， 《法国民法典》第 716 条还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 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发现于他人土地 内，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 人。 《德国民法典》第 984 条规定: 所有权的 一半由发现人取得，另一半由该埋藏物被包 藏于其中的物的所有人取得。 ” 《日本民法 典》 第 241 条规定: “埋藏物， 按 《遗失物法》 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以内未能判定其所有 人时，发现人取得其所有权。但在他人之物 中发现埋藏物时，发现人与其物的所有人以 相同的比例取得其所有权。 ”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808 条规定: “埋藏物系于他人所有之 动产或不动产中发现者，该动产或不动产所 有人与发现人，各取得埋藏物所有权之一 半。 ” 2. 发现人取得报酬主义。 《瑞士民法典》第 723 条规定： “埋藏 物归发现地点的土地或动产的所有人所有。 埋藏物的发现人，有请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但报酬不得超过埋藏物本身价值的半数。 ” 即埋藏物的所有权由包藏物的所有人取得， 发现人仅可对之请求埋藏物价值二分之一 以下的报酬。 3. 国家取得所有权主义。 1964 年苏俄民法典第 148 条规定， 埋藏 于地下或以其他方法隐藏起来的货币或者 贵重物品，其所有人不能确定或者依法丧失 所有权时，发现埋藏物之人应当将其交给财 政机关，归国家所有。上缴之人有权获得所 交财物价值的 25% 的奖金，但是发掘和找寻 这类埋藏物属于发现人的职责范围内的情 形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 79 条第 1 款 规定: 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 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 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即埋藏物的 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发现人一般情况下可获 得奖励。 比较以上三种立法例，均有其合理性。 本文认为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结 合我国的国情，应当视不同情况而定，而非 一律国家主义。如，对于价值不大的埋藏物 采取报酬主义，即埋藏物的所有权由包藏物 的所有人取得，发现人仅可对其请求埋藏物 价值二分之一以下的报酬。对于，价值较大 的埋藏物，如极具考古价值的重要埋藏物， 应当归国家所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