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中弃妇形象.docVIP

PAGE PAGE 3 中西文学中弃妇形象 在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性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之后，西方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空前强烈，并最终导致19世纪全欧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这样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女性的思想与情感的自由解放也水涨船高，达到了高潮。1848年7月，美国 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召开，宣告了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的诞生，从此也揭开了西方女性运动崭新的历史篇章。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悄然发生了变化，妻子不再是丈夫的依附者，她们更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和独立追求，她们不愿默守家中，心甘情愿地当配角或玩偶，而是追求独立解放和个人幸福，用安娜·卡列尼娜的话说：“我是女人，我要女人的生活！”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拉娜、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还有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莫莉等等，她们承继安娜、爱玛和德瑞那夫人的主体性精神，而又没有被情人抛弃的悲哀，主动离开虚伪、冷酷、专断或性无能的丈夫，她们要活出自己，得到一种更崇高的灵与肉的满足，逃离或红杏出墙，成了必然的选择。如果说，在过去，在美狄亚时代，是丈夫背弃了妻子，使她们成了弃妇，现在，恰恰相反，是她们休弃了令她们不满的丈夫。区别在于：过去完全是离弃方——男子的错误，现在，离弃方——女方，没有或者不是主要的错误者，而被弃方却有相当的责任。　　 中国则不然，没有经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爆发西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的却是封建专制的压抑，妇女处于社会的底层，弃妇现象和形象当然是不会少见的。　　　　中西文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华中科技大学徐梅在其 论文《中西方文学中弃妇形象研究》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学中的弃妇形象仅仅具有具象性，而中国文学中的弃妇形象除了具象性还具有意象化功能。”她说的具象性，是指文学中作为客观存在着的文学形象的实在，它具有独特的性情、价值和风格，在文学史上，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形象，就如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一样。所谓意向化，是指抽象化或者说意象化了的人物形象。像《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等都是基于现实生活进行刻画，而且都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的。自这些人物诞生以来，人们提到她们时会想到她们具体的生活情形，而没有其他抽象的或者隐喻性的含义，她们只是作为她们自己而存在。仅具有她们自身的具象性，没有意象化的 发展。中国弃妇形象除了现实性外，还有西方文学形象所没有的意象功能，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的弃妇形象总是和特定的意象相联系；二是中国的弃妇形象抽象化为一个符号式的“弃妇形象”，成为不得恩宠的文人们抒发块垒的载体。这些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这种具象性和意向化的区别也是造成中西方弃妇形象“在场”与“缺失”的又一重要原因。只要认真研读那些表现弃妇主题的作品，西方作品中的弃妇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弃妇情感和遭遇，沿袭西方文学叙事传统，以客观叙述为主，运用对比和心理描写等表现手法。具象性的表达加上现实中弃妇的匮乏，弃妇形象难免“缺失”。而中国弃妇形象相当部分表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弃妇主题内涵，还有相当一些只是以此为依托而另有寄寓。这样，实在加寄寓，使形象系列更显壮观，“在场”更为丰赡。　　西方文学重写实，中国文学重表意。中国弃妇文学沿袭文学传统，虽然有叙述，但写意抒情色彩更浓，特别是比兴手法大量运用，显示了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美学品格。比兴手法，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大量运用。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弃妇相当部分不是真写弃妇，而只是文人兴寄的载体，借以表达 政治的遭遇与情怀，甚至出现了男儿写“闺怨”的奇特现象。　　为什么能将家庭夫妇关系用以表达政治君臣关系呢？中国人讲究阴阳之道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就是阳与阴的关系，其地位则是阳尊阴卑。汉代董仲舒就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妻妾对夫主的“忠敬”可以比拟人臣对君主的“忠爱”；妻妾被夫君的“抛弃”同样就可比拟人臣被君主的“贬逐”，两者有着契合点。客观上在以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占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有深远的比兴传统，形成了以花草、美人、怨妇等来比兴寄托一定的社会政治理想或政治沉浮的喟叹。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便以盛装的女性盼望男性的欢爱来隐喻对君王恩遇的期待，其核心便是弃妇衍生的闺怨情结。屈赋以男女喻君臣成为一种极富意味的 艺术传达手段。可以说，后世文人无论自比弃妇还是描写弃妇，都进入屈原香草美人的话语系统。　　魏晋南北朝诗歌以弃妇取比政治相当广泛，其典型当首推争夺皇权而失意的曹植，其弃妇意象表达了政治的失落。如《闺情》：“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穴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