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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认知偏差及路径探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 科学有效地防止腐败。十八大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纪委书记王岐山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与建议，指出要研究并实 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公职人员 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因为王岐山主持专家座谈会时专家的建 言以及广东试点的消息而引起社会公众高度关注。 财产申报制度(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是指 国家公职人员依照规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规定 范围内的财产并接受其监督检查的制度。财产申报制度作为 民主政治的机制之一，已被当今国际社会普遍作为监督政府 及其官员廉洁从政的重要举措, 及其官员廉洁从政的重要举措, 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终极反 腐利器”，素有“阳光法案”之称。 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首次提出是在1987年。由于这 项改革涉及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因此从一开始就伴随着 各种讨论和争议。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 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和1997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布 《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和《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规定》，首次要求县 处以上领导干部申报收入等重大事项，接受社会监督。2000 年和2001年，中纪委要求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首先实行家 庭财产报告制度。2004年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在多个文件、 规定中对财产申报进行重申。2010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 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从2009年开 始，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江北区、湖南 浏阳、宁夏银川、广东广州等一些市县相继“破冰试水”， 作了有益的前期探索。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工 作形式大于内容，有效遏制腐败的最终目的与社会公众期盼 相去甚远，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固然很多，但认知偏差和共识难以形成是重要原因。 认知偏差一：现阶段推行财产申报制度时机不成熟。有 学者认为，推行财产申报制度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市场化 程度比较高，各项制度和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我国改革开放 才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现阶段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基础条件，如金融实名制、现金 流通、财产登记、监管等制度目前还不完善，境外资产、珠 宝、古董等财产的技术清查和核算更是一片空白。还有人认 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虽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但 现阶段可操作性还不够成熟，现有的银行信息体系、司法制 度和方式、社会监督体系直接制约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实际操 作。银行信息体系不完备，就无法确知官员的财产动向和相 关信息；司法制度和方式不先进，则无法确保对官员财产的 调查制度得以落实；社会监督体系有漏洞，则财产申报制度 再完善，腐败者也完全可以规避这些制度。还有研究者认为, 我国在公职人员收入透明化方面积弊很深，有相当多灰黑色 收入难以定性和界定。草率实行财产公示制度必然触动许多 “既得利益”，会使其成为政改的阻力者和对立面。为减少 执行阻力、取得扎实成效，只能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 实施。也有人认为，财产申报公开和加强舆论监督能够弥补 配套措施不完备的问题，配套制度不能成为拖延财产申报制 度建立的理由或借口。 认知偏差二：侵犯公职人员个人及家庭隐私。推行财产 申报制度，必然涉及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家庭 财产等个人隐私。隐私权是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中国传统 文化讲究含蓄、内敛，反对张扬、显摆。特别是随着社会发 展，新的利益群体出现和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仇 富”“仇官”进一步加重公职人员公开财产的心理负担，甚 至出现集体抵制。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杰主持的一项调查显 示，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持反对意见。而人民网 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0. 1%的公众认为有必要实行官员财 产申报公开制度。“民”和“官”之间截然对立的态度，正 是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20多年“难产”的重要原因。但 现代民主政治强调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优先，要求公职人员 不能以自己拥有隐私权对抗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抗拒财产申 报制度。 认知偏差三：影响政党威权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正 处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公职人员消极腐败现象呈现出阶段性 多发、高发态势。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公职人员和公众之 间信任度缺乏、共识尚未形成的社会变革时期，推行财产申 报制度，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特别是 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益保障不力 的情况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