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阿云之狱.docVIP

PAGE PAGE 1 宋代阿云之狱 文/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宋史?刑法志》中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个案件，千百年来成为被后世人谈论最多的一个案例。何以会如此呢？因为此案关系到古代传统法律中一个最重要的刑法适用原则——自首的认定。案件的大概情形在古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以下楷体）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神宗下诏说：“谋杀已伤，司法官经审问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 早先，登州报奏有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亡服丧期间许聘给姓韦的男子，她嫌恶此人丑陋，谋杀而没有杀死。在审问过程中，决定将要检举她的时候，她供认了犯罪事实。审刑院、大理寺判定为死罪，用违律为婚的理由奏报皇帝裁决，皇帝赦免了她的死罪。登州知州许遵上奏，引用《宋刑统》律文中关于“有所因犯杀伤罪而自首的人，可以免所因的罪，依旧按照故意杀伤法处断”的规定，以阿云图谋杀人作为原因，认为应当依“按问欲举自首”的诏条予以减刑二等论处。刑部核定的意见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当时许遵刚任职大理寺卿（中央司法长官），御史台奏劾许遵判决的不当，而许遵不服，请求将案件发下内外两制讨论。于是皇帝命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两人意见不同，就各持己见分别上奏皇帝。司马光认为刑部的判决是对的，王安石则支持许遵的判处，皇帝诏命采纳了王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顗并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皇帝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与王安石一致，于是皇帝制书说：“可以”。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议论并奏告皇帝，说吕公著等人所议是不当的。于是皇帝又命王安石和法官等人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案件。 第二年二月（1069年）庚子，神宗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一并奏报皇帝听取裁决。”这一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于是上奏说：“律文意思是因犯杀伤罪行而自首的，得以免去所因的罪，仍然依故意杀伤法律规定论处；若是已经杀了，则准照故杀法的规定，为首的必判死刑，不须奏报皇帝裁决；从犯的处理自有编敕奏裁的条文，不须再立新的诏制。”他与唐介等在皇帝面前争论了多次，最后皇帝还是接受了王安石的意见。于是皇帝又下诏令：“今后此类案件一律依去年七月诏书办理。”判（任职）刑部尚书的刘述等又请求由中书省、枢密院二府合议，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也都提出同样要求。神宗认为律文很明确，无须合议。而曾公亮等都认为，广泛收集异同的意见，说服意见不同的人也是无妨的，这样，才以众议而付诸枢密院评议。文彦博认为：“所谓杀伤者，就是图谋杀死而致伤，也就是说，已经杀了，不可以用自首。”吕公弼认为：“杀伤罪在律文上是不可用自首的。今后已经杀伤人的罪犯请依律惩办，其从犯协助加功（有血亲关系）者自首，要奏报皇帝裁决。”陈升之、韩绛的意见与王安石的主张略同。正巧富弼升任宰相，神宗皇帝令富弼主持议论，富弼以有病辞，久而不议。至此才作了决定，而富弼因告老请假，始终没有参预。 元丰八年（1085年）尚书省上奏：“凡是捕获的盗贼，有已经杀人，以及原来犯有强奸罪、强盗罪免死而改判流配的人，如果再犯罪被捕获，官吏照例适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况且律文规定的自首减等判处遣流之例，是因为其罪情还不是最严重的危害行为，并且有改过自新的愿望。至于强奸、劫盗，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照自首之例减刑。现在奏请凡是强盗已杀人，以及强奸罪或原犯强盗罪宽贷免死，还有三人以上持有器械的，知道他人将要告发，或按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以及有人代替罪犯自首而应该宽减的，都不属减等之例。” 在此以前，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争论过“按问自首法”，神宗最后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到了现在，司马光任宰相，又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改过来了。于是哲宗皇帝下诏：“强盗罪按问欲举而自首的，不适用减等法例。”不久，给事中范纯仁上奏：“熙宁时按问欲举条款都是得以原宥减免的，所以，庇护纵容坏人太多了。元丰八年，就另立了条制。我考察了法律，已杀人、强奸等罪，依法规定是不该以自首处理的，不应改用按问自首减等法。至于强盗死罪宽贷免死和持有器械的强盗，也不减等处理，实在是太重了。依照《嘉祐编敕》规定：‘应定犯罪的人，因有嫌疑被拘系，赃物证据还不确凿，或同案人已捉获，还未被指控，但是罪犯本人在审讯过程中—经诘问就供认犯罪事实的，都按照按问欲举自首减等法科罪。如果已经诘问，却隐瞒拒不供认罪行，就不在自首减等之例。’这条敕令是合理的，当时运用于司法实际，全国上下都说刑罚允当。我请求依法不得自首的罪犯，一律不得宽宥减免刑罚，其他犯罪可以适用《嘉祐编敕》定罪量刑，这样用法是合情的，在上有帝王广布的仁爱之德，在下的臣民就没有人蒙受不白之冤。”哲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2．法律评析 这是发生在北宋神宗时期的一桩疑难案件。案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