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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实践检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陈辉萍? ?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是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促进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制研究”（项目批准号09DZ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厦门大学法学院2009级国际法博士生孙蕾协助查找部分研究资料，特此致谢。 【内容摘要】 ICSID自带一套完整的与《纽约公约》不同的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该机制运行40多年的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败诉国都主动并自愿遵守和履行裁决。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败诉国以国内法律程序为由拖延履行裁决，执行地国混淆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这两个不同阶段，裁决由于执行地国的国家豁免法律而未得到强制执行。我们认为，ICSID缔约国有必要制定与《ICSID公约》相配套的国内法，但不宜限制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中国与ICSID关系日益密切，应从其实践中获得启示。 引 言 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或《ICSID公约》）的目的是成立“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ICSID），以仲裁或调解的方式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端。近十年来，愈来愈多的国际投资条约不仅规定投资者可以利用ICSID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也可以利用国际商会（简称ICC）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UNCITRAL）的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端。ICSID自带一套完整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而根据ICC和UNCITRAL仲裁规则做出的裁决必须依靠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获得承认和执行。目前，ICSID仍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最主要场所，在投资者诉东道国案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阿根廷由于2001年国内金融危机导致50个ICSID案件，已在2个案件中败诉，要支付外国投资者天价补偿金。阿根廷在承认和执行ICSID裁决问题上的拖延态度引起全球投资界的关注。 中国是ICSID的缔约国，近年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BIT）基本上都允许外国投资者将投资争端提交ICSID管辖。中国今后会越来越多地与ICSID发生关系，无论是以被申请方（东道国）的身份，还是以申请方（投资者）母国的身份，并因此很可能涉及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事实上，中国已于2011年5月24日首次在ICSID成为被诉国。再者，《ICSID公约》要求缔约国承认裁决具有约束力，并在其领土内执行该裁决所加的金钱义务。因此，即使ICSID案件双方不涉及中国，若败诉方不主动履行仲裁裁决，但在中国有不动产或其他财产，胜诉方也有可能向中国申请承认和执行对其有利的裁决。因此，有必要检视ICSID 40多年来关于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发现其问题，探究其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本文首先厘清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适用范围，然后考察该机制中的中止执行制度，分析该机制取得良好成效的原因，最后考察各缔约国在承认和执行ICSID裁决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策。在整个考察分析过程中，笔者将针对中国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对策。 一、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适用范围 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 关于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详见陈安主编：《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研究》第一编第V章“‘中心’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关于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本身的研究，详见陈安主编：《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研究》第一编第V章“‘中心’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本文笔者撰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61～300页。 （一）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仅适用于ICSID仲裁庭依据ICSID仲裁程序做出的裁决 ICSID作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场所，实际上适用两套不同的规则：一是1965年生效的《ICSID公约》规定的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另一是依1978年制定的《附加便利规则》（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ICSID附加便利规则适用的争端包括：当事方中有一方不是ICSID缔约国或缔约国国民的投资争端，当事方中至少有一方是缔约国或缔约国国民且非直接产生于投资的争端，以及事实认定。ICSID秘书处的职能只是为这类争端的调解或仲裁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参见《附加便利规则》第2条。 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缔约国中，只有美国是ICSID缔约国，加拿大已签署但还未批准ICSID公约，而墨西哥还未签署ICSID公约，因此，在ICSID审理的NAFTA案件大多是依据附加便利规则进行仲裁。ICSID秘书处在网站上罗列的“已决案件清单”（ICSID 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