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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 ——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 孙鹏 西南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正义衡平/静的安全/交易安全/法外观/信赖 内容提要: 静的安全和交易安全的紧张关系,演绎出市民法上至 为经典的权利冲突,本文植根于分配正义之理念,在深刻批判交易安 全至上主义的基础上,全面审视了有关信赖保护归责的与因主义、过 失主义和危险主义,主张以危险主义为归责原理,并将危险支配确定 为最基本的归责事由,以构造静的安全和交易安全的利益调节机制。 近代市民法的原则性的权利变动机制是建立在权利确定和意思 真实的基础上的。作为构成整个权利变动行为并使其运转的基础性元 素和细胞,权利和意思也必然是实体与外观的统一体,当外观不反映 实体,而权利变动关系中的受动当事人又善意无过失地相信外观时, 该善意无过失的信赖无疑具有保护价值,期待中的权利变动关系依然 发生,于是,就形成了“以外观代替实体”的、作为原则性权利变动机 制的修正机制而存在的信赖保护制度,典型者如法律行为构成上的表 示主义、动产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债权法中善意清偿(向 债权准占有人清偿)保护等。对“外观信赖”的保护的确成就了善意 1 的期待,但作为其对立面,实体权利关系却遭遇惨痛的破坏甚至剥夺。 面对善意期待利益和实体权利关系的剧烈冲突,法律当如何作为?其 中,最尖锐的问题是,信赖保护是否应有所节制,是否要求存在可归责 于实体权利人的主、客观事由?一直是萦绕整个民法的重大课题。起 步较晚的我国民法,也直面了信赖保护的要求,在《民法通则》以及有 关民事单行法中,信赖保护的规定星罗棋布。学界虽也不乏对单个的 信赖保护制度特别是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的深入研究,但对信赖保护 问题进行制度总体的、横断的考察却凤毛麟角。笔者尝试这鲜为问津 的学术领域,希能唤起学人对信赖保护研究的热情,并对民法立法和 司法有点滴帮助。 一、信赖保护中归责要件的原则性 (一)交易安全至上主义与对归责要件的轻视 关于交易安全与信赖保护归责之关系,即便在重视归责的德国信 赖保护法理,学者们也有明确的认识。1950 年代德国围绕善意取得的 讨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重新审视归责的重要性,但对强调归责的一 系列学说,也有不少学者批评指出归责的观点的界限。例如,Zweigert 认为,过渡强调归责的侧面,有将信赖保护问题还原为个人利益冲突 的危险,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建立在单纯的个人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而 是为了“比个人利益更高的一般利益”,如果不考虑交易的安全性和 容易性,很难单独构造善意取得的根据。 2 日本学者在继受德国的信赖保护法理时,一开始就将其与交易安 全直接联系起来。早期继受德国权利外观理论并对日本信赖保护法学 产生持续影响的鸠山秀夫认为,信赖保护乃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之调 节,其法的性质为损害分配,而关于损害分配的基准,与其说是法的公 平正义,不如说是在两个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偏重保护谁的利 益更能实现社会整体的“便宜”。优先保护动的安全,即能增进社会 整体的“便宜” [1]。在鸠山之后,日本民法学进一步通过团体主义 思想,对交易安全优先性作出说明。石田文次郎认为,民法理论上根本 的对立是“物体的规范”与“机能的规范”之对立,并表现为静的理 论和动的理论的对立。静的理论立足于个人主义,渊源于罗马法;动的 理论立足于团体理论,渊源于日尔曼法。信赖保护制度在总体上被承 认,“发生在实证的理论战胜形式的概念,个人利益保护让位于社会 利益保护的时候。这就是个人本位财产法向社会本位财产法的推移” [2]。田岛顺也明确指出,私法上的权利必须和更高位阶的社会整体利 益相一致,当私人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利益冲突、注定要由一方负担损 害时,为了共同的幸福特别是交易安全,有必要强使真正权利人作出 某种牺牲。而为了公共利益对私法权利进行种种限制,与权利的本质 并不矛盾 [3]。在信赖保护的基本立场上,20 世纪中叶日本最杰出的 民法学家我妻荣在与前述学说保持着相当连续性的同时,用“社会作 用”概念取代了鸠山的“便宜”,并为团体主义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