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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反思：德国与日本的不同态度 颜晓峰 来源：光明日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胜利者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的重要契机，也是失败者从历史中痛定思痛、转向前行的大考之年。70年来，作为侵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却大相径庭，前者以史为耻、切割了断，后者遮遮盖盖、祭祀膜拜，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70年过去，历史不能淡忘，罪行不能尘封，教训不能略去。只有正确反思历史，才能掀开新的一页，人类才有美好明天。 一、担起历史责任，才能开创未来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曾经的光荣与辉煌是为之骄傲的历史财富，需要继承；过去的错误和罪责是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应该担当。历史上，德国和日本也有着自己不朽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却疯狂发动侵略战争，将无辜民众推入火海之中，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对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留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史。战争结束后，废墟之上重建的德国和日本，要不要以国家的名义，对纳粹政权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过，担起必需的政治、道义和经济责任，继续追究和法办战犯，持续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谢罪与赔偿，坚定承诺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是否真正与那段丑恶历史诀别的根本检验，是对历史良知是否重建的重大考验。担起这份历史责任，也就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重新站立，开始新的历史。 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1951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就明确表态：“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说：“凡是德国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碑或者圣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说这与他无关。”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不忘：“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在德国，从政府到民间，认同应当承担二战历史责任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德国从未停止对逃匿纳粹战犯的缉拿，从未停止过向战争受害国，向遭受集中营关押和虐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属等战争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到21世纪30年代，预定支付的战争赔偿额将达1200亿马克。对历史负责就是对民族负责，担起历史责任正是为了开创未来。 大相径庭的是，日本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对世界、亚洲特别是东亚人民造成极其惨重伤害的历史责任，突出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1994年，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记者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区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考虑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更为猖獗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首相、大量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每年8月15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例如，2013年12月，安倍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一方面寻找各种借口拒绝对“慰安妇”、强掠的劳工、毒气战的受害者等进行任何战争赔偿，另一方面却对参加二战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抚恤照顾有加。日本政府承担的如此“历史责任”昭然若揭。日本在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几十年徘徊不前，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和少数地位。因此，日本一直走不出历史阴影，卸不下历史包袱，更不可能一厢情愿从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 二、承认历史罪行，才能求得和解 法西斯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给战后国际关系造成了严重后遗症。这也为战后这几个国家重新融入世界，与战争受害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要求得他国以及世界的宽恕，达成民族和解，前提就是要承认本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历史罪行，这是担起历史责任的基本要求。历史罪行是国家的历史耻辱，但只有公开认罪服罪，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才能有和平光明的未来。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3月初访日时所说：“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走不出这一步，必然作茧自缚，自困于世。 战后70年来，德国历届政府不避讳历史上的罪行，一再向曾遭受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谢罪。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世界为之动容。媒体评论道：“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1995年，科尔总理又跪在以色列一座纪念碑前，重申德国的悔罪，后来又倡议成立“赎罪委员会”。1996年，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哀悼大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中心地。在德国，任何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歪曲、掩盖或淡化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击，并且依法治罪。从重塑民族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