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XinhuaLu.doc

第 PAGE 2页 创新驱动与最优低能激励机制设计 孟大文 田国强孟大文， 孟大文，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 devinmeng@126.com,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C提供的支持。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 gtian@，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SFC提供的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相应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对中国而言，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劳动力相对丰裕，委托人的目标对代理人努力的反应非常敏感，且绩效指标的不确定性较小，此时激励效应占优于保险效应，与绩效直接挂钩的高能激励合约因而是必要和相对最优的。而本文的理论结果揭示，在创新型经济中情形恰好相反，由于创新活动风险较大，为了保证代理人自愿投入创新活动，委托人必须要向其提供充足的保险，此时保险效应占优于激励效应，从而要求委托人提供低能激励合约。我们进而证明，当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时，激励强度将进一步降低。这在理论上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低能激励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并证明了低能激励相较于高能激励更适应创新驱动的目标。 关键词: 低能激励 机制设计 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 混合模型 一、引 言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的瓶颈期，正面临要素和外需红利衰退以及各种制度性的障碍。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利地向效率、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强度激励合约的实施。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个体层面——是以市场主导下的高能激励（high-powered incentive）不断取代计划主导下的低能激励(low-powered incentive)的过程。高能激励改革的典型事例是：1）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为代表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2）基于经济绩效的官员擢拔制度 虽然对官员的晋升机会和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很多经验研究（如Zhou(2005)）都支持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所以此处用“制度”一词。，3） 虽然对官员的晋升机会和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制度性的规定，但很多经验研究（如Zhou(2005)）都支持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所以此处用“制度”一词。 Oi(1992)、 Montinola et al. (1995)、 Qian Weingast（1997）、Weingast（1995）、Mckinnon（1997）等文献指出，财政分权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留成比例提高其发展经济的激励，使他们努力扮演着援助之手（helping hand）, 而非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的角色。Jin et al. (2005)、 Lin Liu(2000)等文献都在经验层面支持了这种论断，认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Blanchard Shleifer（2001）、Qian Xu（1993）、Maskin et al.（2000）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多分枝结构（multidivisional-form 或称M形结构(M-form)）和政治上的集权（即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力）使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官员的经济绩效决定其晋升机会，从而使其更关注地方经济发展。Li Zhou(2005)的经验结果支持这个结论，发现官员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对其晋升机会具有相当大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业领域，起始于1979年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农村和农业改革也可以说是将低强度的组织内部激励变成高强度的市场激励的典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研究(MacMilliam et al.（1989）、Lin（1992）、Huang Rozelle（1996）等) 认为,由此引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而国有企业早期的承包制改革以及随后的股份制改革更是以高强度激励为典型特征的改革措施。 无可否认，这些高能激励措施在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改革初期，中国所拥有的最丰裕资源就是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由于计划体制下长期不合理的激励制度使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到处是人浮于事、消极怠工的懒散景象，有效的劳动供给非常有限。此时，责权明晰、分配合理的高强度激励方案极大的解放了被禁锢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初期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既没有太多的研发风险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