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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创新刻不容缓 冯登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物资经贸系金融学教研室，河南 郑州 450015) 摘 要：近年高校学术造假层出不穷，普遍的学术造假折射出制度问题。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功利主义盛行，使学术被扭曲、被异化，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刻不容缓。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鼓励教师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长效机制，不仅关系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更关系到整个民族持续创新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 高等院校；学术评价体系；过度量化；创新研究 造假，一个社会丑恶现象，在本该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圣神的学术殿堂里也层出不穷。近年高校学术造假屡屡被曝光，著名院士、校长、博导、教授的学术丑闻不绝于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思。如果一种丑恶现象普遍存在，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制度问题了。正如朱锡庆教授所说：“中国大学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不是学术道德沦丧的结果，而是那一套极其愚蠢的定量评价制度逼良为娼产生的制度败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道德也跟着沦丧了。”[1]高校内部学术评价体系与管理机制存在的弊端是学术造假的根源，学术在功利主义盛行之下被扭曲、被异化。 一、高校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高校教师业绩的考核主要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主，包括：承担的教学任务、所带研究生的多少、承担科研项目、获得成果奖励、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教材)、获得专利等，强调的是教师完成工作实绩的考核。而学术评价体系主要由科研项目、著作、论文、专利、获得成果奖励等要素组成。 当前高校间的评比、排名，都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多少、SCI文章的多少为主要依据。高校为追求排名，提高学校知名度，单纯追求科研数量，普遍采用了“量化式”学术评价体系。科研成果的级别和数量，成了学校下达给教师的硬性指标，将科研项目、著作、论文、专利、成果奖励等折算成“学术分”，教师除了完成规定的教学课时外，还要像“挣工分”一样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分”。并把老师相对短时间的研成果与老师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津贴奖金发放、学术地位和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在执行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一）违背了科研规律 科研的长期性与创新性，决定了科研成果不同于生产领域的产品，决定了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对科研成果进行严格明确的等级评定和量化，如果非要强行量化比较，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比权力。 学术研究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取得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研究，需要一定的周期。科研成果不一定能年年按计划产出，一项高水平成果往往需要付出多年的心血 。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1971年出版后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们的大学里需要有一大批像罗尔斯教授这样的为了学术而学术学术的人。量化式评价鼓励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 现代科学体系是由多门类、多学科结构而成，不同的门类、不同的学科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和评价体系。不同的学科，出科研成果的方式、途径、时间、周期是不同的。特别是人文社科与理工学科之间没有绝对的可比性，对人文社科评价大多是依托类似自然科学的一些量化指标，致使对人文社科类成果的评价缺乏科学性，简单的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做法是非常荒唐的。 学术评价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非要把学术成果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的“傻子”度量方法，这样的评价体系，培养不出真正的学术大家。 （二）扼杀了创新性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张继平认为，现在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害处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它会影响甚至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就像一把软刀子，无形之中给科学家产生巨大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 [2] 现有的学术评价关心的不是教师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真正含金量，而是有多少量化了的成果。在完成量化的科研任务的巨大压力下，教师不得不四处奔波找关系、找课题、找项目、找钱，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都追求“短平快”项目，费时、费力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就无人问津，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扼杀了学术发展有赖于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机制。朱淼良教授呼吁（2006），做学问也应倡导科学发展观，它不仅关系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持续创新和进步动力。 （三）重数量轻质量 量化管理的缺陷是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的表面效果，轻长远效益；重成果级别，轻内在分量。在这种评价方式下，科研成果多，就代表学术成就大，自然得到奖励多，职称晋升快，提拔重用的机会大。高校这种单纯追求科研数量的集体功利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