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干部轮换和干部交流.docVIP

对于干部轮换和干部交流，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做得久了，有些事不免很难办，所以一般三年就要动一下。这样就会带动一些官员秉公办事，有利于改善行政作风。 　　“‘三年动一下’的说法对于防范用人不正之风，为地方带来活力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不过，三年的时间对于一个科级干部来说是可以的，但人事制度也有其专业性稳定性的一面，位置较高的官员‘动’得太频繁了，就有可能影响到用人上的专业和可持续性，同时也降低了干部本人和周围群众对于该职务的期待性。”杨建顺说。 　　这种说法得到业内人士的赞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还指出，一般来讲，官员在任期内往往会追求政绩，一旦动得太频繁，就容易造成形象工程遍地飞的局面。 委任制是一种伯乐相马模式，而竞争性选拔制度是规则赛马模式，这两种制度的二元化体现了伯乐相马模式和规则赛马模式的博弈。从当前的选拔任用方式来看，伯乐相马模式占据 主导地位，规则赛马模式正在不断发展 周黎安把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的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它可以是 GDP 增长率，也可以是其它可度量的指标。晋升锦标赛不仅在各级地方政府被“复制”，同时也在一些“准行政”单位被复制。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机构的领导和行政官员面临一样的仕途，经常“双向”流动，在同一个“官场”上竞争，因而在晋升激励上是类似的，同一行业的国有企业之间和事业单位之间竞争的晋升锦标赛性质就非常明显 国外学者薄智跃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提出了中国地方政治精英流动的“政绩模式”，他认为精英提拔同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例关系，尤其是当地方领导向上级上缴税收越多，提拔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官员竞争锦标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改革和创新方面也有体现。尤其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他们在竞争经济优势无望的情况下，大都从政治改革和创新层次进行大胆的探索，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晋升资本。因此晋升动力是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动力。也就是说，在某些地方经济很难短期内有所发展的情况下，“风险越大，收益越大”的经济学原理或许会被地方主政者用在提升政治发展水平上。这样，虽然地方政治改革面临较大的风险，但也可能会获得某些政治收益。 Zhiyue Bo,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Since 1949，Armonk,N.Y: M. E. Sharpe, 2002，pp. 147-148. ③参见陈雪莲、杨雪冬：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公共管理学报》2009 年第 3 期，第 1-11 页。 ④于建嵘：当代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与思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 年第 2 期，第 6 页。 如果说晋升锦标赛是一种“显激励”，那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框架下的官员竞争则只是一种“软竞争”。这种软竞争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不是西方的纯粹的选举竞争。当前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伯乐相马”和“规则赛马”两种模式，“伯乐相马”模式是以委任制为代表的选任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关键在于“伯乐”的出现和慧眼，因此竞争性很小。而“规则赛马”模式是将不同的候选人进行竞争比较，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考录制度也不同于西方选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两者特征的结合，把择优录取的精英式考试录用方法与半选举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考试就是典型的择优录取，而通过投票进行民主推荐则类似于竞争性选举。（王奇：论竞争性选拔干部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理念，《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2 期，第 63-65 页。）由此可见，不管是“伯乐相马”模式还是“规 则赛马”模式都是一种软竞争形态，并且在当前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伯乐相马”模式更是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竞争同西方的选举式竞争大有不同。另一方面，它是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竞争。当前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没有打破神秘性的色彩，选拔任用的具体过程和环节没有公开，群众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参与逐渐弱化，媒体和社会由于没有足够的信息资源，更难以进行监督。在没有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竞争只能是一种软竞争。 激励有助于竞争，竞争激发官员干事创业的动力，但是由于实践中激励机制设计和操作环节上的不完善，在我国传统的“官文化”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往往出现激励不足、激励偏离、激励过度、激励不公平等情况。 如前所述，官员的竞争从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不管是经济增长上的竞争还是政治改革上的竞争，官员的根本目的是要获取政治晋升的资本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