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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归化_异化_适度异化 　　作者简介：蒲婷（1985），女，陕西，四川传媒学院（筹）（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学方向 　　摘要：翻译理论家Venuti在其《译者的隐身》中推出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极力主张异化翻译观，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争议与质疑，从而引发了归化—通顺派与异化—革新派之间一场持久的论战。近期有学者提出“适度异化”的折中策略。本文以Venuti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依托上述两大学派的观点与理据，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比较当前形势下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优势与劣势，认为“适度异化”策略在当前形势下是较为适用的策略。 　　关键词：归化；异化；适度异化；Venuti 　　一、归化/异化翻译理论的发展背景 　　翻译界的学者都熟知，异化和归化说起始于德国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德里希?施莱尔玛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1768-1834）1813年6月24日在柏林的皇家科学院做的一次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UeberdieversschiedenenMethodendesUebersetzens）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两种既迥然不同但却又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但现在真正的译者，也即那些真想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人———他的作者和他的读者———拉到一起来的译者，往往帮助后者去获取对前者的最为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和欣赏，但却没有迫使他走出自己的母语，这样一来，为了那个目标，对译者开放的是什么样的路径呢？依我之见，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屈就作者，要么他就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屈就读者。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必须严格地坚持其中的一种，因为如果忽视了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极不可靠的结果，而且很可能，作者与读者是根本走不到一起来的。”（SchulteBiguenet，1992：41-42）但直到Venuti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正式将这两种策略命名为归化与异化，并大力主张异化翻译观，这两个概念才引起译界的广泛关注。此后，译界对于归化异化策略孰优孰劣的问题争论不休。形成了主张归化—通顺的归化派与主张异化—革新的异化派两大翻译理论阵营。正如Friedrich在那次演讲中所述，必须严格坚持其中的一种。这两大阵营矗立两极，在一段时间内二分对峙。因此，译者在实践中只能选其一而为之。笔者疑虑：归化与异化策略难道真如Friedrich所述的那样不可兼容吗？它们之间有没有折中的办法呢？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什么样的翻译策略更佳？本文以Venuti的译论为基础，依托上述两大学派的观点与理据，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就上述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并提出一些个人的拙见。 　　二、基于Venuti翻译理论的思考： 　　在《译者的隐身》一文中，Venuti提出两种翻译取向：一是诉诸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观；二是诉诸源语言与目标语之间转化的异化（foreignizing）翻译观。归化和异化是将语言层次的探究提升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靶心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外在冲突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的得失问题。这一层次的论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交锋，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交锋，抑或是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交锋。（杨山青）上述乍看似为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考虑当前的国际发展形势，政治、经济的竞争已逐渐让位于文化的竞争。文化产业是无形的财富，是各国角逐的目标。而翻译则是国际间传播文化的工具。因此，翻译策略正确、合适与否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归化—通顺的翻译策略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异性给归化的盛行提供了沃土。用Venuti的理论来讲，归化就是尽量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屈就读者。这样的翻译作品使读者有一种归属感和亲切感，从而缩小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被其观点影响。Venuti自己也说：“译文越是通顺，译者就越是不可见；因而外国文本的原作者或意义就越是突显。”（Venuti，1995：2）。Venuti反对归化主张异化就是为了防止西方强势文化继续侵蚀其它弱势文化。过分强调用译语的某些优势取代原语特异的表现形式，相当于让译者将原语自己细嚼慢咽后再喂给译语读者，完全剥夺了读者对原语著作本身滋味的体验和回味。译者虽然采用译语的优势帮助读者回避了一些原语的语结，用对译语读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的思路和意象来替代原作，但实际上译者并没有解开这些语结，这些语结也仍然会阻碍读者对原语作品整体上的理解、把握和消化。（胡卫平，2007，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