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凌子风的电影改编风格比较.docVIP

文学院2008级本科基地班 叶雅妮 2008202102 PAGE 6 夏衍与凌子风的电影改编风格比较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边缘化风格的碰撞 【摘要】夏衍和凌子风，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在改编风格上一个偏重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教化色彩浓厚；一个则走边缘化风格 ，关注人性世界。但二者都在自己所坚持的电影之路上，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夏衍、凌子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风格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既有成功的改编作品，又有系统的改编理论者，夏衍可谓是第一人。夏衍的电影改编理论足中国电影理论的一笔珍贵财富，对当时和后来的电影改编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拥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观点，夏衍的改编理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当中，不断地在赞誉和质疑的交织声里经受历史和时代的检验。而比他稍晚一些的另类导演凌子风，则一直在主流与边缘中追寻自己喜欢的风格，致力于展现真善美的人性世界。对比两位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分析他们的电影改编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体现，不仅可以审视中国电影在文学改编方面的发展历程，还可以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对促进当今中国电影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夏衍：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群众政教色彩 (一)以服务政治为目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夏衍就指出电影是一种“教育”工具，“应该教育前进的以及向革命动摇的观众”。[10]他主张中国电影应该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映社会的真实，影片必须有进步的意识，让观众感受进步的思想。因此他对颓废的美国好莱坞影片以及国内那些思想主题不健康的影片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都显示了服务政治的价值观。 建国后，身为电影领导人的夏衍更加关注电影的政治意义。“中国电影是遵循着列宁所说的‘它必须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根本而成长起来的电影”，[11]“反对‘为电影而电影’”他强调，电影界“不论是编、导、演，不论是摄、录、美，拿到剧本之后，首先要政治挂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怎样做才能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怎样做才能使影片达到更高的宣教效果和艺术质量。”[12]在夏衍看来，为什么要改编某部作品，站在何种立场、运用什么观点来改编某作品，“都是政治思想问题”。“如果作品改编了，不能起积极作用，对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不起任何积极作用，或者反而起消极作用，那就当然不必改了”。[13]因此，他认为改编者的世界观对影片的思想性也起很大的决定作用。 以《祝福》为例，由于电影是在建国后拍摄的，所以在片头和片尾都特地强调“这是过去的时代发生的事，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这就明显有为当时的政治宣教的色彩。且祥林嫂的形象和原著中的形象也大不相同：首先，就扮演祥林嫂的演员就长相气质来说，过于具有反抗性和革命性，或者说不像一个被动接受旧时代残害的卑微的女性形象；其次，把一同迫害祥林嫂的小叔子改为劝她出逃的正面形象，贺老六更是直接变成了勤劳诚恳的农民，使得祥林嫂从“被迫抢亲”变为与贺老六“两情相悦”；当然最富争议的还是原著中没有的“砍门槛”情节，就原著中的那个祥林嫂来说，是万不可能有这种觉悟的。 关于对《祝福》的改编，夏衍自己是这样说的：“《祝福》的气氛是相当沉重的，我曾考虑：解放后的观众看这个戏，是否会心情太沉痛了？究竟需要不需要？后来想，毕竟这是过去的事了，让今天的观众知道一些过去时代中国妇女的命运——在封建社会里，她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有好处。但也不需要使观众感到太压抑，乃至太伤感。因此，我增加了祥林嫂砍门槛的细节，表现人物在半疯状态下的反抗。这一改动，有人以为改得好，说明被压迫者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反抗的火花是会迸发出来的。另一种意见认为：鲁迅原著的格调是沉痛的，这样一改，沉重感被削弱了，反映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不及原著深。我不一定同意后一种意见，我想在不违反鲁迅的谨严风格的前提下，在细节上做些改动，还是可以的。”这涉及到后文会提到的改编过程中电影剧本与文学原著的关系，但是就这样的改编结果来看，单纯为了政治服务而忽略了作品原来的面貌，会大大降低电影的艺术色彩而沦于单调。 (二)走大众化、通俗化路线，创建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 早在1948年夏衍就提出：写文章要有自觉的群众意识。写每一个字时都要替看文章的人着想，要摈弃为了消遣或成名或当作家而写作的思想和做法。这昭示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他多次强调：“每一个从事电影艺术工作的人，都要把群众性牢牢记住，永远不要忘记电影的群众性，以及它对群众所起的思想上、感情上的影响。”[12]“把小说或戏剧改编为电影，在艺术上形式上首先要考虑到广大观众能不能接受、能不能看懂的问题。除出改编者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之外，还需要有一种强烈的、对亿万观众负责的责任感和认真不苟的群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