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故居-中国晚婚晚育年龄.docVIP

李宗仁故居-中国晚婚晚育年龄 晚年,宋美龄心系“一个中国”　　 l975年4月5日，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他把梦想留给国民党，也留给了自己的夫人和儿子。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在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日子里，作为蒋家的“精神象征”和家长，宋美龄曾经有过多次开启新的国共合作大门的历史契机。她本来有可能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别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由于一直对国民党兵败大陆心存怨恨，由于顽固的反共立场，宋美龄与这些机会失之交臂。这一时期宋美龄的一个中国立场，是通过顽固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达出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蒋经国宣布对大陆的“三不”政策，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涉及两岸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只好借助于长期居住美国的宋美龄的力量。这时蒋经国对宋美龄，是“以母侍之”，视之如“良师”。 　　自1975年9月19日至1986年10月15日，宋美龄与蒋经国二人之间来往电报共763件之多。宋美龄对蒋经国的“外交”仍然保持了非常大的发言权。 　　中美建交时，台美之间的谈判令宋美龄十分不悦。宋美龄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早有预见，曾多次提醒蒋经国注意。因此当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要与中国建交时，宋美龄并不诧异，只是要蒋经国在“坚持国家立场、保持国家权益与国格”的前提下，“不浮不燥，不负气，得体行事”，沉着应付。其后双方进行谈判，台湾代表迫于情势，不得不同意互设非官方性质的机构。宋美龄得知消息颇为不悦。她致电责备蒋经国，要他召谈判代表“返国述职”，并“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蒋经国知道问题并不出在代表身上，一再解释，仍然无法获得宋美龄的谅解。最后宋美龄以严厉的语气告诉蒋经国：“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若同志中仍不能挺身站起来，消泯懦怯，则何以对总理及父亲耶！余亦夫复何言。”此电发出后，宋美龄掷笔足足有五个月不再致电。蒋经国只好苦苦哀求：“唯望再赐指针，使益知惕励，并有所遵循”，“以儿愚钝，当此忧危实诚惶诚恐，时虞陨越，惟愿大人耳提面命。”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共产党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策主张。1980年，陈香梅女士与美国总统一同访华，她为宋庆龄给宋美龄捎去一信，当时宋庆龄病重，由廖承志代笔，她签了名。信的主要内容是自己重病在身，希望宋美龄能回大陆，在有生之年姐妹相见，如果不成也希望把在宋美龄处保存的孙中山的遗物还给她。陈香梅等了许久，宋美龄传来了一句话说，信收到了。 　　1981年年初，在宋庆龄病危之时，大陆方面为了给她们姐妹相见创造条件，曾邀请客居美国的宋美龄回国，但为宋美龄峻拒。终于，姐妹俩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1981年5月，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请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子女们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而宋美龄认为，“骨肉虽亲，大道为重”，为了自己的顽固立场和蒋经国“三不”政策，没有作出回应。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经国的一封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祖国统一大业晓以利害，敦促蒋经国和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公开信在海内外引起炎黄子孙们极大的反响。 　　台湾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远居异国他乡的宋美龄以半官方的姿态，于同年８月17日，发表了致廖承志函，作为对廖承志致函蒋经国的复信。回信中，宋美龄回避了廖承志反复强调的祖国统一主题，用大量的篇幅攻击共产党。但通篇看来，宋美龄没有反对国家统一，而只是顽固坚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这当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反映出宋美龄心存旧怨，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 　　1984年１月，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孙中山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建议：“只要大家都以祖国统一作为共同的前提，以诚相见，多商量，多交换意见，问题总是不难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的。”她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她向台湾当局忠告：“孤悬海外，受制于人，这种局面终究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是非利害，何等分明。孰去孰从，不难立决。” 　　宋美龄看到邓颖超的讲话后,于同年2月16日回函邓颖超，对邓讲话中谈到的祖国统一问题，这次宋美龄没有回避，而是明确拒绝。她认为，大陆是因为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