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中哲学地价值.doc

实用文档 文案大全 “哲学有什么用”或“哲学有什么价值”，同“哲学是什么”一样，是一个历久弥新、充满争议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缺乏立足于价值论、区分哲学“学科”与“学说”视角的解决。我们认为，哲学的价值涉及哲学在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立足于以哲学学科为客体、以人和社会为主体的价值关系视角，运用开放性的价值思维进行分析。 一、哲学与“有用”、价值 关于“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综观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观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种极端的看法：“哲学万能论”和“哲学无用论”。 “哲学万能论”极力夸大哲学的功能与价值，认为一切学术的精华皆在哲学，哲学具有超越一切具体科学的价值；哲学家是真正的爱智者，甚至是智慧的化身，最应该承担社会的重任。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国家篇》中认为，唯有那些能够发现事物的真理即把握事物的理念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爱智者，而只有真正的爱智者才有资格担当治国重任——“哲学王”。“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18页)中国北宋思想家张载代表儒家表达出立意高远、使命感强烈的宗旨，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如冯友兰所描述的：“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冯友兰，第9页)圣王理想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可谓异曲同工。我国20世纪60—70年代“左”的时期，也曾将哲学抬得很高，似乎只有哲学才是提高觉悟、统一思想的法宝；一旦政治斗争、社会发展遇到什么问题，总是以为问题出在哲学上，因此动辄开展“大批判”或“全民学哲学”运动。种种“哲学万能论”的表现，或者通过不适当的过高要求和期待使哲学神秘化、武断化，或者通过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诉求将哲学庸俗化、简单化。这些都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哲学，而且严重地危害了社会。 “哲学无用论”则完全否定哲学的功能与价值。由于哲学自身的抽象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难度，并且无法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功利效果，怀疑哲学的价值是比较常见的现象。20世纪初年，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主张在我国大学开设哲学科，此议遭到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的坚决反对。张百熙认为：“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骛广而荒之弊。”即哲学会令人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不切实际。于是他下令取消哲学一科：“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延宕。”(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66页)张之洞甚至认为，自由、民权等各种异端邪说都是随哲学而来的：“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游荡忘返。”(转引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86页)还有人以哲学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哲学中的某类问题无由解答，或者哲学方法不如科学方法精确(如逻辑实证主义)，或者哲学家们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没有结果等为由，提出应该取消或“消灭”哲学、哲学的某些分支、某些哲学方法。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认为“哲学无用甚至有害”者，除一部分是出于对哲学的不了解或了解不充分以外，还有一些则属于某种特定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反映，比如反对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害怕由于倡导哲学而危及“大一统”的思想和话语统治，等等。而哲学学科在我国终于建立起来，标志着科学理性的发展不可阻挡，并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哲学无用甚至有害论的终结。 无论是“哲学万能论”还是“哲学无用论”，看似都有一定的根据，但都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问题出在观察的视角和方法上。其实对于任何事物，人们常常都要问一下“它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与善恶、美丑、祸福等问题一样，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需要立足于相应的理论加以解决。事实上，正是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争论，最终导致了哲学中一个新领域——价值论的出现。价值论旨在揭示一切价值现象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为人类提供创造和实现理想价值的理论支持；它也应该能够回答哲学自身的价值问题。 所谓价值，是一个产生和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任何事物(客体)是否有价值以及有何种价值，都是相对于一定主体而言的，都是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哲学的价值也是如此。哲学的一切价值都是对于人的价值。如果没有人，或不与人相联系，根本无所谓哲学的价值可言。要说明哲学的价值或意义问题，不能只就哲学本身来说，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它与人的现实生活的种种关系。没有哲学，没有它的存在和独特性质，固然就没有它的价值可言。但是哲学若不与人即一定的主体相联系，若不是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本性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它的价值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