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框架理论.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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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D.卡尼曼和A.特维尔斯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他们假定发生了一场致命的传染病,有600人可能被感染并导致死亡,并设计了两组救助方案提供实验对象进行决策选择。 在第一组决策中,方案A是“200人可以获得救治”,方案B是“1/3的人被救治而2/3的人会死亡”。实验结果是,在接受这组调查的人中,有72%的人选择方案A,几乎占调查总数的四分之三。 在第二组决策中,方案C是“将会导致400人死亡”,方案D是“无人死亡概率为1/3且600人全部死亡概率为2/3。”在接受这组调查的人中,有78%的人选择方案D。 其实,两个方案的预期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表述的框架不同,这导致了人们的不同决策选择(见表12-4)。 这一实验结果表明,决策行为受到方案文本的表述框架性质的影响:如果决策方案的表述框架是正面的(即“获得”)人们倾心于肯定的方案;如果表述框架是负面的(即“失去”),人们更倾心于冒险的抉择。 不同的表述框架对决策选择的影响 决策(一) 方案表述内容 选择率 方案A 200人可以获得救治 72% 方案B 1/3的人被救治而2/3的人会死亡 28% 决策(二) 方案表述内容 选择率 方案C 将会导致400人死亡 22% 方案D 无人死亡概率为1/3且600人全部死亡概率为2/3。 78% 鲍瑞里等在题为《伊战争前后主要阶段框架效果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论文中通过综合民意测验的数据,揭示了舆论调查的措辞与公众战争支持率变化的关系。揭示着不同的框架对公众态度的影响。 框架效果不是绝对的。恩特曼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新闻框架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对立的和挑战性的信息,尽管它能通过信息呈现的形式来摧毁这些信息的有效性降低其显着性。 恩德曼认为新闻框架具有以下四种功能: 提供问题定义 阐释事件原因 提供道德评价 示意解决方案 三、框架效果与受众框架 受众框架即受众个人接触和处理大众传播信息的认知结构和诠释规则,这种结构和规则来自于受众过去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行为取向,并导引着受众个人处理新的信息。 受众框架也具有多样性,应用不同的框架来解读的结果,便会出现对新闻信息的“同向解读”、“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等各种情况。 传播效果表明受众对于大众传播并不是被动反应,其反应受既有倾向,群体规范,社会关系网络 选择性接触等因素影响制约,这些因素也是受众框架的组成部分。 作为不定量多数的个人集合体,受众框架也是多样的,应用不同的框架解读的结果可能出现对新闻信息的同向解读 对抗式解读 妥协式解读等各种情况。围绕新闻事件的受众个人反应或作为集合反应的舆论态度是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三鹿奶粉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最早在经过兰州晨报、东方早报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惊恐。 随后,党中央、国务院给予高度重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持续将近2个月才渐近尾声。 综观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在体裁上,以消息为主兼有新闻特写、答记者问、新闻评论等;在信息来源上,主要来自官方如政府新闻发布会、国家质监总局、卫生部等; 在报道稿件来源上,以新华社通稿为主,各媒体自选动作较少,以中国青年报当年9月12日至10月17日期间的报道为例,一共刊登新闻报道稿件62篇,新华社稿件达到38篇,超过60%,而在事件发展的前期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 从主要报道对象的比重来看,依次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三鹿公司、“结石宝宝”、涉嫌犯罪人员。 此次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主流媒体通过数量巨大、篇幅繁多、持续不断地报道政府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行动、举措,使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地到达受众,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赢得了民心。 如主流媒体持续地报道政府启动I级(特别重大)安全管理系统,调查事件真相,颁布治疗结石婴儿的方案、全力救治患病幼儿,不间断发布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抽查结果,从企业到政府、从地方到中央相关责任人被依法追究……这些报道展示了中国政府严肃处理、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主流媒体公开及时的报道有力地扼制了谣言的滋生,并且比较有效地控制了危机的蔓延。通常情况下,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社会的注意力会突然聚拢,形成群体关注效应。 与此同时,由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突然中断,公众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会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从而对信息的渴求会高度膨胀,如果此时不能从权威部门、正当渠道获取及时信息的话,就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最后不但不能有效扼制危机,反而会使危机蔓延开来。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后,相关责任企业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通过公开发表声明、新闻发布等方式,较为迅速地对社会公布真实信息,使社会公众能获得及时、权威的信息,避免了小道消息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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