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梁》——罗汉大爷》.pptVIP

文学史评《红高粱》 传统的小说制作都有一定的路数。其中一条就是对某些固定主题和模式的重复。因而，在对小说的分类中，人们往往用爱情小说、战争小说、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等专用术语来确定小说的性质。这种情形意味着小说创作总是在重复过去同类性质小说的模式，并由此花样翻新，讲述着本质相似内容不同的故事，从深层意义上说，创作就是一种变相的复制。《红高粱》的文本设计也是从复制开始的。这部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我爷爷余占鳌带着他的人马 去打日本鬼子”。这个故事模式已为所有的中国读者熟知，因为多少年来，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类似的小说和电影。在写法上，《红高粱》似乎也试图遵循传统的创作原则。首先，传统小说创作原则强调故事性，讲究悬念设计。莫言则在小说一开头就写道：“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14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14岁的小孩、传奇英雄、伏击汽车队，这简洁的概括性交代，已足以引起读者对战斗故事的兴趣，并同时可能推想出少年英雄的出色表现、英雄司令的出奇制胜等等动人的情节。其次，传统小说强调真实。一是通过 叙述状态的真实感来抹去小说本身固有的“回忆性”所带来的不真实感，二是通过加强细节真实造成一种可感的如在目前的阅读效果。《红高粱》在这两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首先，它将事实上迟于小说的故事用一种正在进行的语态表现出来，并让“我父亲”以亲历者的姿态去目击它，感受它。由此也将过时的故事转化为读者感觉中的现时情景。其次，细节真实被高度重视。细节几乎成了表达的主要内容。“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类似的细节是《红高粱》细节描写的基本情态。这种对人物近距离的观察无疑也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 …… “移出背景”是《红高粱》对现实日常语境的反叛。日常生活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为背景的，景物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构成背景。但《红高粱》中，一望无际的红高粱正是人物活动的空间，也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人们就在这里厮杀、在这里调情、在这里喝高粱酒打日本鬼子。这种背景因为没有外显的人文色彩会使读者感到新奇，并且暂时忘记了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规则，忘记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甚至忘记被人们在现实中称做善与美的东西。当读者领略到其中豪侠的和风流的故事后，还会将这个 背景看成是理想的乐园。拉开了与世俗生活的距离。因为这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监督，也没有世俗生活中的烦恼忧愁，它给人的是一个可以自由舒展自我的环境。厌恶现实约束的读者还会将它当做精神自由的家园。而它所产生的恰恰是精神世界的浪漫主义和审美主义。 (选自金元浦、杨茂义《读者：文学的上帝——接受美学 与文本解读》，载《文学新思维》下卷，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6年版) 《红高粱》中的人物 一、“我奶奶” 在“我奶奶”的身上表现为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用自己传奇的生命历程砸碎了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她敢于释放自己，追求自由，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她看透了父亲唯利是图的本质，便断然与之划清父女界限；她看到了余占鳌的强悍野蛮、敢做敢为，是条硬汉子，便同他在高粱地里毫无禁忌地野合；她看清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罪恶性，于是，当得知单家父子被杀，酒房被烧，她毫无内疚之心，反而重整旗鼓与杀死自己丈夫的仇人共同生活。她为了报复余 占鳌的移情甘愿委身于“黑眼”。她为了获得爱情，对“我爷爷”及其婚外恋情人(恋儿)进行疯狂的报复。同时，奶奶在战场上又以不畏生死的态度体现出女性的光辉形象。正如她临终时的对天呼喊：“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 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在她的身上很难看到传统妇女所具有的“优秀品格”，但我们又能感受到她是可爱的，正像文中所说“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二、“我爷爷” 作者塑造了具有强烈的野性的自由精灵——“我爷爷”。 “我爷爷”是一个劳动者、杀人犯、通奸者、土匪司令，还是一个抗日英雄。小说模糊了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并且似乎有意把它们相融合。小说写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点此 进入 * * 第九单元 识记知识必备 探究文本研读 拓展阅读视窗 整体感知 应用体验之旅 第 18 课 揣摩领悟 名家评论 知识纵横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