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和中央分管农业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透露了毛泽东在农村建立公社的设想。受此影响,一些地方开始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并将之命名为公社,如辽宁安东县的“前阳公社”,浙江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河南鲁山的“人民生产公社”,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公社”,以及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 。在这种背景下,这年8月,毛泽东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进行了一次调查。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关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对话: ……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当年毛泽东视察过的徐水大寺各庄村(即八四村) 街景 河北安国县八五村的毛泽东视察纪念馆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情景 毛泽东视察七里营时,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挂在这座门旁 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 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 。 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还了解到: 普通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48%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寻乌农村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三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六个月乃至三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 “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农民,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调查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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