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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问题分析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虽然对逮捕条件做出了进步规定，尤其是细化了社会危险性条件，有益于正确规范行使逮捕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的理解和适用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在对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以期进一步完善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逮捕 社会危险性 　　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以三款条文将逮捕条件分为一般逮捕条件、径行逮捕条件和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转捕条件三种情形。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该条文将一般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对于改善长期以来检察人员在进行社会危险性裁量时缺乏可操作性依据的状况具有积极意义。作为检察工作人员，如何在执行新刑事诉讼法中对社会危险性进行理解和把握，并及时应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加强审查逮捕工作、适当运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必然要求。 　　一、对社会危险性的解读 　　“危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可见，社会危险性反映的是尚未发生的可能性。而由于社会危险性立足于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环境，尤其针对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其应是一种客观、具体的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结果所作出的预判，通过这种预判来解决适用强制措施问题。概而言之，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应是指犯罪嫌疑人有妨碍刑事诉讼或继续危害社会的客观现实可能性。因此，社会危险性也就区别于评价已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一）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 　　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包括两个层次，不仅要求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并且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的社会危险性。也就是说，犯罪嫌疑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等达到一定程度，才认定为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危险性，二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行危险性，是指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即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因素致使犯罪嫌疑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诉讼或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即基于犯罪嫌疑人人身因素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如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规定的径行逮捕条件中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主要体现的即是社会危险性中的罪行危险性。因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存在正向关系，故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属于涉嫌严重犯罪，即认为其具有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而应直接逮捕，不再以一般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予以考量。又如新刑诉法第79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逮捕条件、第2款规定的径行逮捕条件中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以及第3款规定的转捕条件主要体现的即为社会危险性中的人身危险性，或是妨碍刑事诉讼的危险性或是再犯罪的危险性。 　　（二）一般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 　　由于径行逮捕条件和转捕条件规定明确，在司法实践中较易把握和适用，在此就不再赘述。对于一般逮捕条件，新刑事诉讼法延用了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三要件说”，即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而其中的“必要性条件”也就是社会危险性条件，是整个逮捕制度难以裁量把握的核心部分。故新刑事诉讼法在一般逮捕条件中，删除了“有逮捕必要的”这样过于原则性的字眼，并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即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这为检察人员把握和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减少逮捕措施适用的恣意性。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一般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作出了细化规定，仍需检察人员在办案实践中对此予以准确理解和严格把关。通过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一般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中的“可能”、“企图”等情形均要求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的规定即可见，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不能仅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材料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另外应特别注意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仅在一般逮捕条件中规定了五种社会危险性情形，并没有对社会危险性设置兜底条款，所以应当理解为不符合法定五种情形的均不应当逮捕。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扩大理解社会危险性而滥用逮捕措施，对于降低过高逮捕率、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