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理.docVIP

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理。然而，迄今为止现代学者对程朱理学的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宋明理学在现代语境下的重新解释，另一方面又严重地制约着这种现代解释朝着准确深入的方向的发展。这种双重影响在朱熹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积极的一面固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其消极的一面却甚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 一、冯友兰对理的解释 冯友兰从新实在论的角度来理解朱熹的理。所谓“存在必有存在之理”，“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等等，这种逻辑在先的理，乃是对事物本质的某种逻辑抽象。任何对事物的逻辑陈述，都以逻辑抽象的概念为其前提，于是，理作为一切抽象概念的总称，或者作为一切逻辑抽象的抽象性的表达，就成了一切逻辑陈述的前提，进而也成了理解一切事物的前提。冯友兰对理的这种解释，在朱熹的文本中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最经典的证据有：“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朱子语类》卷一），等等。这些证据使得理相对于具体事物的逻辑优先性被坐实了，同时也使得理作为逻辑抽象的抽象性的含义被坐实了。这种逻辑抽象的性质，当然不同于任何事物的实存性质，因而它“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这种“无形迹”的特征，似乎成了理的“形而上”性质的最佳解释。冯友兰反复论证说，理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形而上特征，无非就是指逻辑抽象意义上的“静之理不静，动之理不动”，正如“红之理不红”、“热之理不热”一样。这就是理的形而上性质的全部秘密！ 冯友兰的解释，使得理这一东方古老术语第一次获得了清楚明白的现代表达形式，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相关研究。冯友兰的功绩不可磨灭，但他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更加不可低估。以后的朱熹研究，包括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几乎都把理界定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概念，即事物的某种本质和规律。朱熹的“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分别被解读为事实的本质规定和价值的本质规定。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对朱熹的一种严厉指责，即他未能区分事实之理和价值之理，以至于在论述中经常出现二者之间的简单混同和轻率转换（如冯友兰所谓的“穷物理”与“穷人理”的矛盾）。也就是说，朱熹这位如此伟大的古代思想家，竟然未能察觉到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足见东方哲人思辨水平之低下。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东方哲学这个粗糙模本显得极为幼稚和不成熟。冯友兰对理的这种解释，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对朱熹心性之学的研究。相对于理气关系，性与情的关系也被理解为抽象本质与具体现象之间的关系；“心统性情”被理解为逻辑抽象的本质与真实具体的现象之间的结合，牟宗三甚至把这种结合理解为近似于物理空间式的“包含”。可以想象，随之而来对朱熹的误解必然是无处不在。 二、牟宗三对天理和理的解释 针对冯友兰对理的解释，第一个站出来反驳的是熊十力。然而，熊十力的反驳方式是古典的，他的体验式语言之不合时宜，仿佛是古人在自说自话，没有能够被迷醉于现代潮流的知识界所理解。幸好他的弟子牟宗三听懂了他的话，并用现代语言创造性地表达了出来。牟宗三对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作了很好的诠释。他一反冯友兰的逻辑路数，采用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道德路数，把这个最高概念的价值的方向感和抉择的力量感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天理当然不是逻辑抽象，因为逻辑抽象并不必然具有道德意识，而且肯定不会产生道德力量，而天理则要求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牟宗三把这种解释应用到陆王心学一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因此而建立了一个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脉络，即《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一系的“纵贯系统”。但是，他没能把它成功地应用到朱熹身上，因为朱熹如此复杂，以至于他根本驾驭不了。冯友兰发现的那一大堆证据，证明了朱熹的理与逻辑抽象之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关联，已经成为牟宗三面前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他放弃了克服障碍的任何努力，转而接受冯友兰对朱熹的解释，同时把朱熹当作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异类，即所谓的“横摄系统”，并对之进行尖刻的批判。不过，这个异类如此强大，以至于牟宗三称之为“别子为宗”。不幸的是，由于同样采用逻辑路数来解释朱熹的理，在冯友兰那里遇到的困难，在牟宗三这里依然存在。因为朱熹的文本中，除了不可回避的逻辑性陈述外，还有大量的体验性表达，这些体验性表达根本不可能被逻辑路数的解读所消化。这种困难曾迫使冯友兰替朱熹的《格物补传》再作修补，现在又迫使牟宗三对朱熹的大部分文本进行改造。于是，牟宗三以空前的规模抄录朱熹的文字，并对之加以反传统的释义。同样的或类似的文本，如果出现在陆王一系，牟宗三会善解人意地按道德实践路数予以合理解释，但如果出现在朱熹那里，则被牟宗三毫不留情地按逻辑知识的路数来强行解释，哪怕直接解释不通，也要曲折地作出这种解释。结果，牟宗三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