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世吾到张思远看王蒙小 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docVIP

从刘世吾到张思远论王蒙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变化 王蒙曾在《蝴蝶为什么得意》中说“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住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我们可以发现在《蝴蝶》中，王蒙展示了蝴蝶式的张思远所具有的复杂多变的姿态。而王蒙初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则有着和《蝴蝶》截然不同的特点，当然，时代在变化，为了塑造更完满的人物形象，王蒙在小说风格，创作原则和艺术手法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小说风格特点的变化 首先王蒙在他的小说风格上做了显著的转变。乐观、进取、充满探索和幽默为小说的主要风格。在《蝴蝶》中采用了心理描写与情节描写相结合。但我们如果细细品读，也不难发现他对过去的阴影和沉重的精神负荷以及难以挣脱的个体的局限。他以刚健爽朗的风格和历史乐观主义来反思复杂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文革时期扭曲的社会形态。王蒙后期的小说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既有对理想信念的辩护,也有对痛苦的经历和新的问题的承认,甚至也有对生活的惶惑和迷失。 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到《蝴蝶》中的张思远都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干部形象。他尤为擅长描写那种带有浓厚知识分子气质的、对生活中的新变化有敏锐的感觉并善于思考、有着丰富内心生活的干部。刘世吾圆滑世故但却有点颓唐低靡，仿佛一个久经官场的老将。而张思远虽也是一个领导干部，但是在他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他为官的世故，而是一种对百姓对自己职业的忠实。这在他恢复了官职后仍能回到乡下，深入群众，与当年和自己共事的乡下亲朋生活，而且一点也不摆官架子，这也许是这一时期王蒙对干部形象的新的认识吧。 二、创作原则的变化 作者的心灵,决定着作品的倾向和情绪色彩。王蒙14岁参加革命，20岁成为领导人，具有革命理想、殉道意识、忘我精神和狂热的政治信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他才十九岁，充满青春激情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王蒙将笔触深入到了党组织的内部，在当时看来可谓是一大突破，因为通过以明显感觉到一种朝气蓬勃，一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劲，他笔锋的犀这篇文章，王蒙鞭辟入里的指出了党内所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带有浪漫的革命理想色彩。《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王蒙被划为右派，精神受到重大的打击，随后他被调往新疆工作。虽说在新疆接受了一番磨练，但还是使王蒙从一个精神几近虚脱的青年成长为一个乐观自信的中年人。此时发表的《蝴蝶》则充满了深厚的历史感，述说了张思远的近一生的经历。作者想着力表达一种形式化的革命和人的异化，就像庄生化蝶一般，体现了人们革命信仰的虚幻。 三、艺术手法上的变化 《组织本来了个青年人》采用了联想、象征比喻、讽刺、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这部小说按林震到组织部的时间顺序来展开叙述，其独特之处是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突显了丰富多样的人物性格,加深扩大了作品的主题。如林震和刘世吾正反典型构成了性格对比，突出了刘世吾等的官僚主义形象和形式主义等一系列的官场现象。刘世吾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者;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工作能力很强,“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他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缺点,却麻木不仁。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漠、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 而《蝴蝶》则是以主人公张思远的意识流动来展开叙述的。在情节铺排上,作者采用了时序交错、空间跳跃、人物转换、自由联想的方法,把现实和梦幻、主人公的回忆、怅惘、反省、自责等种种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是一种较新的也是较难驾驭的表现手法。在意识流动中,张思远由张书记到“走资派”到老张头最后到张副部长的变化,展现的实际上是中国政治的风云史、历史的变迁。而张思远最终“找到了魂”则蕴含了作者的理性思考,揭示了党的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社会的主人这一道理。 总之，在各个领域争相倡导创新的年代里，以《蝴蝶》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相较他的前期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成熟的，是进步的，同时对文坛上的贡献也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