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9.科学思维、科学精神.pptVIP

康德： “有两种伟大的事情,人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的思考他们,心中越是充满了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美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 万理居于一心 培养科学精神需要具有哪些素质？ 知识回顾Knowledge Review 和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一样，这里的很多科学家都为失去了一次显示中国正在增长的科研实力的机会感到难过。他们说，中国科学家本来是能够拿到锁定病原，测序出其基因组并描述其如何致人以病的第一的。但是，正如一位科研人员在一则广为人知的新闻报道中所说的，他们“败给了”外国竞争者。很多人认为，这个失败部分归咎于中国科研体制上的问题：缺乏协调与合作，让人窒息的政治干预，对挑战权威的犹豫，以及与外界的隔离。 这个疾病年初开始在华南的广东省爆发。媒介鲜有报道，但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聊天室，很多人怀疑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2月11日，省卫生厅才第一次宣布了这次疫情；当时，这场疾病已默默地传播了两个月，传染了300多人。 不管怎样，衣原体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CDC主任李立明事后回顾说，媒介也有些责任，它们把一种假说当成事实来报道。但是也有人说，他的机构和卫生部其实封杀了讨论的可能。“他们不让别人发表意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说。他也是国家抗非典科技攻关组的副组长。“他们把门关死，只考虑衣原体，”世卫组织驻中国代表处主任贝汉卫说。 结果，没有几个科研人员加入这一探索；想继续研究的人却很难获得样本。比如，因水稻测序而名声大振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的科研人员就非常想帮忙。在疫情爆发初期，BGI副主任汪健数次飞往广东，却都空手而归。“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的同事于军说。 不过，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还是设法很早就介入了。由祝庆余和秦鄂德领导的军事医科院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展开了病原学研究；他们热切地告诉《科学》他们为锁定病原所采取的步骤和时间表。他们说，2月14日，军事医科院的科研人员从广东拿回几例在部队医院获取的令人垂涎的患者样本。2月22日，他们已经设法将样本中的某种病毒接种到所谓vero细胞上。2月26日——世卫组织将疾病命名为SARS之前两周——他们在一张电子显微镜照片上观察到冠状病毒样颗粒 这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世卫组织的斯托尔说，类似的求索发现了各种病原体，因为人身上都携带有若干微生物。但是，杨说，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比香港大学科研人员早好几个星期，该研究小组就发现，非典患者的血清可以抑制这种病毒的生长——这是显示一种分离出来的物质和一种疾病的相关性的关键实验。但是，由于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只有几个患者的血清，他们感到挑战名家的底气不足。“我们想有十足的把握，”杨说。“洪涛博士在中国非常有名。我们得尊重他。” 3月17日，非典已经爆发成全球性问题，斯托尔的网络当时还没有吸收一家中国大陆的研究组。网络成员已经开始每天开电话会议，将自己的发现贴到一个内部网站上，并且相互通过快递交换样本和试剂。他们的工作进展神速；到3月24日，他们已经指向冠状病毒，3周以后，他们表明，这种冠状病毒能在猴子身上引起类似非典的症状，从而完成了确定一种新的传染病原体的最后一个标准。但是斯托尔事后说，假如军事医科院的研究小组立即报告了他们的发现，那个更大的研究组织就有可能更早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中国国内，国际上对冠状病毒理论的一致意见没有受到热烈欢迎。3月间，为他们所看到的世卫组织每天的报告和他们自己更新更多的扎实数据所鼓舞，军事医科院的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发现上报给卫生部。 但是有关部门仍然坚持衣原体理论。当中国CDC的病毒学家毕胜利4月11日在一家报纸的报道中宣布，他的工作证实了冠状病毒对非典的含义时，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责备，第二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控制所有关于非典病原学研究的公开报道。 这就造成了另一个机会的丧失。在BGI，科学家们不能够对新病原体展示他们的测序能力，因而越来越失落。正式的原因是，有关安全条例禁止病毒的传输。但是BGI的研究人员也怀疑其他实验室掌握着病毒不放，好自己测序。“就好比你手里拿着割草机，”于军说，“而别人却想用剪纸刀来做这个工作。” 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研究人员们说，气氛终于开始松动。BGI主任杨焕明说，4月14日，安全条例解禁了。当天晚上，军事医科院的研究人员将病毒RNA样本送到BGI，凌晨两点钟，测序机开始运转，吐出一个个基因字母。但此时，BGI的研究人员已经知道，他们也已经输了这场比赛。一天以前，加拿大温哥华BCCA基因组科学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把全基因组序列放到了网上。BGI拼出了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