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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导读教案第六讲（上）诗体知识小诗、新格律诗、散文诗等各种诗体 第六讲（上）诗体知识： 小诗、新格律诗、散文诗等各种诗体新诗诗体建设历史简介新诗已有百年历史，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诗歌导读教案第六讲（上）诗体知识小诗、新格律诗、散文诗等各种诗体。特别是从数量上看，成绩更是巨大。如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 1917 年至 1987 年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 人，诗集 4244 部，诗评论集 306部。但是，新诗也存在问题。在二十世纪汉语诗歌（新诗）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奇特现象： 很多诗人年轻时诗兴大发，却越写越不知诗为何物，最后弃诗而去；很多诗歌研究者越研究越觉得“诗无达诂”，发现诗总是远离自己而去；很多诗人“老去渐于诗律细”，甚至重写古体诗。很多流派、诗潮、诗体都只领风骚三两年，如昙花一现……原因是新诗一直处在诗体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特殊生态中，二十世纪新诗的文体建设太薄弱，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建设难”、“定型难”、“规范难”状态。新诗经历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或从文体自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或幼稚的文体自觉阶段，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建立起成熟的诗体，让许多诗人、读者、研究者都不知道“新诗为何物”。钱理群在探讨新诗诗人为何“回归”写旧诗时说： “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郭沫若也认为他进入中年以后当诗潮涌来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表现意境，只好被迫选择旧诗体。在中西方诗歌创作史上，诗都有一个内容被赋予形式的过程。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能要求打破形式的羁绊，艺术的自主性要求诗人必须遵循特定艺术的形式，使诗一直在对形式的“破”与“立”的矛盾中运动，使诗最终成为“文质彬彬”式的内容与形式的混合体成为理想。然而实现这个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优秀的形式都有一个产生、繁荣、萧条的过程。文言类古代汉诗的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定型和准定型的诗、词和曲。准定型的古体诗平仄、句数不定，形体大致确定，代表诗体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和杂言古诗；定型体的近体诗的平仄、句数一定，形体完全确定，代表诗体有四句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八句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十句以上的五言排律，还有少量的六言绝句、七言排律等诗体。不管这些形式多么完备，最后都会受到诗人的厌倦和新兴诗体的挑战。虽然从元代起就在民间出现了与古典格律诗体不同的散曲，内容更大众化，一些民间语言成为诗家语，但是诗的形体，特别是以音乐美为代表的格律形式并无多少改变。元明清时代的正统诗坛的诗体变化并不大。到了晚清，一些诗人已经忍无可忍，不仅出现了“汉魏六朝诗派”、“晚唐诗派”、“宋诗运动”的支流“同光体”等想以古救新的诗体改良运动，还出现了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倡导写既要有古人风格，也要有新意境新诗句的汉诗，一些口语及外来音译新名词也可以入诗，可是汉诗形体并未有大的破坏，实质上只是改良汉诗。真正的诗界革命是继之而起的“新诗运动”。白话类汉诗虽然也有准定型诗体，如民歌、儿歌和如十四行诗的欧化诗，但近百年流行的新诗大都是非定型体。百年新诗几乎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极端对抗及相互取代的运动中，只在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中两者的对抗性有所减少。尽管整个世纪都是自由诗占优势，但是很多新诗诗人都有将其定型的愿望，很多诗人先写自由诗，后来逐渐想“戴着镣铐跳舞”写现代格律诗（又称“新格律诗”），甚至放弃新诗转而写古体诗，教案《诗歌导读教案第六讲（上）诗体知识小诗、新格律诗、散文诗等各种诗体》。原因是这些诗人在“自由”的创作中意识到即使是游戏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则，了解到诗并非无形物，中外诗歌都有一定的文体形式，文体意识逐渐觉醒并增强。“现代格律诗虽然讲究有规律的节奏，有规律的押韵，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写现代格律诗要比写旧体诗词容易得多了。有些写惯了自由体的诗人不是在无意间也写出了符合现代格律诗要求的作品么？”如艾青诗歌的文体走向是从自由体到半格律体。有的学者指出，在抗战时期，“艾青全力倡导诗的散文化，他使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早期的自由诗也在无意中写出了带有一定格律的诗句，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诗句的顿数相同，具有“句的均齐”的特点。他在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