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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在亚洲的影响 　　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的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他的言语见诸行动。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的救主圣雄甘地。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原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的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轻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卡赞医院，邻近的病床上，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的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九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因为托尔斯泰对于欧洲的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亚洲的行动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东西两方的巡礼者，都在这大道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的虔诚的信徒，保尔比鲁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托尔斯泰与东方：有关托尔斯泰与东方宗教代表人物关系的通信及其他文件》，一九二五年。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轻的时候，在卡赞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阿拉伯－土耳其语言组。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回教文化有过年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现不少阿拉伯与印度的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的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比鲁科夫在他的书末，把托尔斯泰浏览与参考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作了一张表。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的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的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里希纳的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的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亚斯纳亚与东方各国间的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似乎一部分中国人也承认这类似性。往中国旅行的一个俄国人，于一九二二年时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托氏的思想，而他们的共同的先驱者却是老子。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五年方能和老子的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ＴｓｉｅｎＨｕａｎｇｔｕｎｇ－，此人不知何指。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最近斯托克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民族的精神》的法译本。（一九二七年）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的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国民族所感到的爱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温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们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的情操。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