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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古代秘书直书精神的文化价值 　　 秉笔直书,历来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扞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着名范例!“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①像上面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淫威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二、秉笔直书始终是史官、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唐代着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秘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极为推崇三国时期的韦昭、唐代的禇遂良和吴兢等史官。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他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坚决不答应,其理由是,孙皓的父亲孙和虽然执政,但没有登上帝位,按照名实相符,应该作“传”;②唐代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要索取过目,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太宗观看所记的内容。因为中国古代有规定,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禇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当面加以拒绝。太宗问他,“如果我有不足之处,你也一定记录上去?”褚遂良回答道:“我为谏议大夫,兼记您的起居行为,您的一举一动,我都得如实记载”;③《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词严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④可见,“直笔”历来是秘书史官的职业和学术道德。这种“直笔”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自觉效法,并付诸实践。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几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给史官造成曲笔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史官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统治者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因所处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关系不等,故有时容易与秘书史官发生“曲道”与“直道”的矛盾。统治者希望“曲笔阿时”,佞臣希望“谄言媚主”;正直的史官却要坚持奉守仗义直书的传统道德,于是往往会发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统治者和佞臣总是不择手段惩罚史官。自古以来,只有“直笔被诛”,极少“曲笔获罪”。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多少秘书史官的千古奇冤。所以,刘之几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⑤但是,透过中国古代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