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docxVIP

2019年“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 　　 “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有关生命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使人类不断地看清了宇宙存在的本来面貌，认识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真实处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人们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思考人类自身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关系的时候，生命的存在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合理、自由，历代文人从此更热衷于对其进行诗意的表现，生命之歌千百年来吟唱不断，生命意识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而其中，魏晋建安时期的“三曹”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功不可没。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三曹”生命意识之所以产生的种种原因。笔者认为，“三曹”生命意识的产生原因有其各自地位、个性等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差异，也有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等共同的因素。就共同的时代背景的因素来讲，汉末的大动乱导致的社会惨状使对生命的思考弥漫于整个社会。“……整个魏晋南北朝，恰似一幅充满动乱、流陟、兵燹和屠戮的难民图。”[58][P207]一方面生命没有保障，人为的因素不断带来死亡，另一方面汉末疾疫流行，“建安二十二年，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59]真是天灾人祸俱全。面对满目疮痍、刀兵不已、民不聊生的社会，一般人都会不由得心中充满悲哀忧伤，更何况极富诗人气质的曹氏父子三人呢？同时，“三曹”（特别是曹操、曹植）均为志向非凡之人，又都是时代的睿智之人，他们都要有所作为。曹操渴望治乱世、创盛平，统一中国，曹丕要依靠文学“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植主要想在疆场上建功立业，达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永生人生境界。在效力于军中、突刃于沙场不得的情况下要“驰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不管追求如何，他们都是要大有作为之人。不管“三曹”要有什么样的建树，但有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了他们面前：时光匆匆、人寿短暂、功业未成。时间的迁逝使他们感到了生命的可贵。他们对于生命短促的悲哀除了常人对人的寿命的物理躯体生存的认同外，更主要的是在有限的岁月里要建功立业的觉悟。他们追求延年益寿虽说有渴望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多享受人生乐趣的成份，但他们追求的最主要的不是躯体的不死，而是功名勋业的不朽。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三曹”同为诗人，诗人具有高超禀赋的心灵是敏感而多思的并且都有着丰富、深沉、热烈的气质，没有充沛的激情成不了诗人。诗人多愁善感的灵魂在人生的痛苦中咀嚼、煎熬，对人生的世相百态认识当然也最深彻，这种诗人独有的气质也更激发了“三曹”的生命意识。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曹”所接受的文化影响。“三曹”诗歌内在的生命意蕴和美学意蕴是我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积淀的精髓。在生死问题上，儒家思想从一种理性的态度出发，把死看成每个人不可逃脱的必然归宿，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60]“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儒家不谈死后，不论鬼神，认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即使死了，也能不朽，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现世，引导人们在生机盎然的此岸学做圣贤，而不是去虚无缥缈的彼岸去寻求灵魂的解脱。自孔子始，历代儒家学说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至高地位和价值，并从“人贵于物”重人贱物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泛爱众而亲仁”，[62][P18]“仁者爱人”，[63][P595]“事人”“务民”的人本主义主张，从而形成儒家重视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天下百姓为己任，济世救民的人生价值观和以“仁”为核心，通过自身行为和内心修养，实现忠孝礼义德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儒家追求一种在加强自身修养过程中安然处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64]的境界，认定“朝闻道，夕死可矣”，[65]这是一种既注重个人修养又强调群体和谐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儒家以“仁”为本，重人爱人，救世济民的生命价值选择和进而倡导的忧患意识，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66][P119]转化为一种忧国忧君忧民的悲患情感和入世精神普遍存在于中国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忧心如醒，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最早咏叹出忧患悲愁之调。一部《楚辞》悲患之声不绝于耳，声声血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67]“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8]一声声诉说着诗人文学家们的生命价值情怀。他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向了济世救民的人生选择中，个人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与君王、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是，自我的生命价值取向与人生理想的实现之间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鸿沟。他们越是强烈的渴望入世参政，弘扬生命价值，他们的生命便越是遭受压抑和痛苦，这就注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