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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公文写作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古已有之。据考古发掘,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的奴隶主阶级,巳经能够运用龟甲和兽骨作为书面载体来书写文字,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政务活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那些镂于甲骨、刻于碑石、铸于金属、书于竹简的文字,其用途大多是属于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统治阶级施政的工具和手段,其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公文写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以吏为师和相摹而作的现象。公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只是由少数师爷所垄断,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公文写作一直没有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往往依附于基础写作之中,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公文工作,极力提倡公文处理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规范化,强调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从而使我国当代的公文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公文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114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了公文写作课程,并且逐步成为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并且已经普及到各类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等教学阵地。从事公文写作教学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公文写作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同时,每年的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也都把公文写作列为必考科目之一。公文写作学科一经诞生,即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例新颖,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着类如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张保忠的《中国党政公文写作大全》、《党政公文写作评核与答疑》,岳海翔的《公文写作一点通》、《最新公务文书写作》,张庆儒的《公文处理学》,郑崇田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学》,张宝元的《机关公文写作》,李厚安等的《公文写作学》,周森甲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原理与方法》,徐秋英的《公文写作与逻辑》,吴新元的《公文正文三要素说与公文正文格式化导论》等等。特别是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一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把公文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公文写作研究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新观点。不仅深入研究了公文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规律。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公文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可以说是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公文写作研究集大成与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公文写作研究的第一部里程碑式的着作。教材类的如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辽宁马魁深先生编着的《公文写作学》(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闵庚尧、李贵如主编的《公文写作教程》、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公文写作》,杨柏、张庆儒主编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指要》,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公文写作格式与技巧》,岳海翔主编的《公文写作教程——新形态大学写作课程系列教材之一》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中国当代公文写作》一书,此书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集体智慧的结晶,荣获第二届中国秘书杯——运通杯评比一等奖。书中对我国公文写作的历史演化,公文写作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马列主义文风等问题,均作了颇为精当的阐述和介绍,是一部适合各类高等院校文秘专业师生使用的高层次教材。裴显生先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一书开始突破了以往有关公文写作书籍“格式加例文”的框架,使公文写作从单纯的应用技术进入了学术领域,成为有规可循的智能活动,可以视为公文写作学已初步形成和建立的突出标志;辞书类的如苗枫林主编的《国家公务员写作词典》,孙和平主编的《公文大辞典》,张保忠的《党政公文小百科》,张保忠、岳海翔主编的《最新公文写作完全手册》等,内容颇为丰富,工具性强,便于查阅,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长期的保存价值。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迅猛发展,各种版本的公文写作教材、专着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公文写作教材及专着约计有200多种。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广泛运用,开始出现了对电子公文写作的理论研究。柳新华、王东海、董相志合着的《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一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从行政机关公文写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出发,以公文写作理论为基础,以电子公文的技术特征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概述了电子公文的写作方法、编排技术和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