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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 曹卫东 内 容 1、生平与著述 2、系统与生活世界 3、文学公共领域 4、审美中介论 1、生平与著述 J. Habermas，生于1929年，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 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 著述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认识与兴趣》 《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 《理论与实践》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论社会科学的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交往行为理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形而上学思想》 《包容他者》 《事实与价值》 《真理与论证》 《政治评论集》（第1—4卷） 《新的非了然性》（第5卷） 《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第6卷） 《追补的革命》（第7卷） 《柏林共和国的规范性》（第8卷） 思想发展过程 前交往期（1959—1968）。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交往期（1969—1981），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后交往期（1982—1989），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概念及社群主义政治概念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2、工具理性批判 时代诊断的两大内容：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 根据现代生活秩序的合理规律，世界很难以一种主观信仰的名义获得伦理一体化，就像它很难以科学的名义获得理论一体化一样。 韦伯认为，时代的特征就在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多神论，按照这种多神论，诸神之间的争斗表现为不可调和的价值秩序和生活秩序之间的非人格化的客观斗争。 意义丧失 现代性的特征：解神秘化使得宗教和形而上学取代了神话—巫术思想，也正是这种解神秘化推翻了合理化世界观的核心内涵，即神学原理和本体论—宇宙论原理的可信性。 通过学说表现出来的知识凝固成了教条，启示和传统智慧则变成了纯粹的传统，而所谓的信念，就是主体自以为是（Fürwahrhalten）。 世界观自身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神圣知识和世俗智慧变成了主体的信仰力量。这样也就出现了诸如信仰的狂热主义和教化的传统主义等现象，而且是作为新教和人文主义的伴生现象。 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可信性是自发形成的合理化过程所固有的；启蒙运动对神学和本体论的批判是合理的。 神话消除之后的第二种合理化动力激发了一种现代意识，关键特征在于，具有各自不同特征的文化价值领域发生了分化；价值领域分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信仰和知识的主观化：艺术和道德与具有命题真实性的要求分离了开来，而科学则孤零零地同目的理性行为保持一种实践的关系； 主观理性发挥的是在斗争中捍卫自我的功能，在斗争过程中，参与者依赖的是根本无法相互调和的非理性的信仰力量； 由于世界观的社会整合力量以及由世界观所带来的社会团结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因此，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分裂”就不能说完全是合理的，尽管这种分裂可以归结为学习过程。 自由丧失 韦伯用行为理论概念来把握自由丧失问题。实践理性体现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当中，并且把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联系了起来：目的理性行为受到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自主意志的控制，而个体又受制于一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个体行为合乎一定的价值理性。 但是，从经济部门和管理部门官僚化的角度来看，行为的目的合理性（起码是行为后果的系统合理性）必须独立于组织成员的价值理性判断和价值理性决策。组织本身承担了对行为的控制，而主体只要把这些行为和一般的功利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就可以了。 主体性摆脱了道德实践理性的约束，这一点具体表现为“没有精神的专业人士”（Fachmenschen ohne Geist）与“没有灵魂的享乐人士”（Genussmenschen ohne Herz）的两极分化。 霍克海默用同样的方法来理解自由丧失的概念，当然他更多依靠的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而不是行为理论概念：对行为的控制从社会化个体的良知立法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组织的规划立法。主体越来越不必依赖自己的超我（Super Ego），相反，也就越来越要听从于周围环境的命令。 霍克海默并不否认个体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