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第三节 配合现实与话剧民族化探索.pptVIP

第三节配合现实与话剧民族化探索 关键词 民族化剧诗 《茶馆》 《蔡文姬》 《关汉卿》 “第四种剧本” 50－70年代戏剧被纳入政治体制化的组织生产，处在日益严格的规范化过程中。戏剧整体上成为与形势、政策紧密“配合”的一种文化实践方形式。 但是，戏剧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具有“写剧－演剧－观剧”的三元生命机制，观念的现实转化需要经过更多环节，在较为复杂的流动性的对象化过程中，观念的规训与艺术的想象之间，总有着难以弥合的距离。 一、独幕剧与“第四种剧本” （50年代前期） 1、独幕剧形式的群众戏剧高潮 在50年代，主要在1953－1957年间，独幕剧创作相当活跃的艺术，大量群众踊跃参与创演，形成中国戏剧史上独有的“群众戏剧”高潮。 一类是在恋婚、家庭题材，注重表现新时代新社会中女性的觉醒成长与情感心理，以孙芋 《妇女代表》、崔德志 《刘莲英》为代表； 第二类是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讽刺喜剧，影响较大的是何求 《新局长到来之前》。 2、干预生活的“第四种剧本” 在1956－1957 年文艺规范“松动”期间，戏剧界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社会问题剧，风格清新，书写人情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突破了“工人剧本”、“农民剧本”、“部队剧本”充斥剧坛的状况，曾被称为“第四种剧本” 。 杨履方四幕剧《布谷鸟又叫了》、岳野五幕剧《同甘共苦》、海默四幕剧《洞箫横吹》等。 “第四种剧本”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 。 二、历史“翻案”与艺术“翻案”（50、60年代之交） 历史剧在五六十年代颇为活跃。话剧主要有田汉的《关汉卿》（1958）和《文成公主》（1960）、郭沫若《蔡文姬》（1959）和《武则天》（1960）、曹禺《胆剑篇》（1961）等。 历史剧集中出现于50、60年代之交，与5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干预生活”的现实精神的受挫，具有深层联系。 1、本时期历史剧的历史与艺术的复杂性 历史剧作所呈现的精神价值本身是积极且富有生命力的，一度“趋时”，却也不易“过时” 。 《关汉卿》之“为民请命”；《胆剑篇》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蔡文姬》之爱国精神、民族大义 这些历史剧大都富有饱满的诗情、浓郁的诗意，以及鲜明的民族化风格。 通过写剧与表导演的综合艺术方式， “翻案”历史剧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对历史“翻案”本身的艺术“翻案” 。 2、田汉的戏剧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和《谢瑶环》三部话剧历史剧，此外还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均为京剧本)。 《关汉卿》 田汉站在新时代的背景，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的关汉卿形象。 “为民请命”是该剧的政治主题，铜豌豆精神则是剧作的性格主题，这两个主题凝聚起来体现在《窦娥冤》的创作及其遭遇中，关汉卿的形象也是在围绕《窦娥冤》的创作、演出和修改的斗争中完成的。 剧中朱帘秀也是不畏权贵、富有正义感的女性。 戏中戏的手法，为此剧结构上的鲜明特色。 “话剧加唱”的手法，是田汉所开创的“颇受观众欢迎”的话剧创作的“新风气”。 剧中的关汉卿与朱莲秀 声音 “这个情结（‘Violin and Rose’情结，系田汉早期剧作《梵峨璘与蔷薇》剧名）的内核是对自由、民主、光明的追求，是‘人道主义’之火的燃烧。……那种强烈的正义感，那种不可征服的是非之心，那种‘为民请命’斗争精神，最后都要在‘Violin and Rose’的情结中被赋予一种‘情’的力量，被升华为撞击灵魂的东西，否则就难以与普通的公案戏区分开来。” 董健：《田汉传》 2、《蔡文姬》 由郭沫若编剧、焦菊隐导演的《蔡文姬》是体现剧诗与话剧民族化追求成功的作品之一。 女诗人蔡文姬与政治家曹操是剧作的两个“戏核”。作家塑造蔡文姬是为了给曹操“翻案”而服务的。 蔡文姬形象具有丰富的蕴涵：她在个人的一生悲苦中走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境界。她身上聚合了母亲与女性的情、中华民族传统的德的善与美、中国读书人怀抱天下的气与义，这种聚合中渗透着生命的爱与哀、痛与重、不忍与不能。 蔡文姬身上丰富的情感蕴涵和戏剧性不仅冲淡了“翻案”的理念，也为演剧的二度创作提供了空间。 导演焦菊隐领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蔡文姬》的二度创作 赋予剧本所包含的巨大的情感冲突和深邃情感空间以舞台艺术的鲜明形式。 与剧本“在诗的意境上会心”，郭沫若剧本上标明了‘五幕历史喜剧’，但是导演却大胆地提出要从‘悲剧’入手。” 舞台表演与调度上，创造性地运用“龙套”“帮腔”“音乐”“亮相”“起霸”等传统戏曲程式； 在舞台美术上，追求诗意：“似与不似的统一；形似与神似的统一；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有限空间与无限空间的统一。”  朱琳饰演蔡文姬的剧照。 朱琳塑造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