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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意义范文 　　 告别低劳动力成本时代 　　 　　◎李鸿谷 　　 　　10亿元补偿，5100人“主动辞职”——然后，竞争上岗。 　　 　　这是华为公司的故事。资方、劳方与即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之间的规避与制度安排的智慧，在传播的过程中被简化了，只剩下这两个震撼性的数字。 　　 　　对这一事件真正有洞见的观察，来自一位叫羽良的评论者，他对“华为样本”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对立，“这种为回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进行的劳动力产权‘赎买’，其实是从反方向实践了新《劳动合同法》的新规，提高了劳方对资方的谈判能力”。目前的结果是，广东省总工会与华为达成三项共识，其中，“近期筹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原已制定的直接涉及员工利益的暂行规定，提交职代会审议”。这意味着，华为方式尚有待程序上的重新确认。不过，按华为一贯对外界保持缄默的传统来看，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但新的“故事”，《劳动合同法》重构中国劳动关系之格局，已经上演。 　　 　　准确地说，那些被要求“主动辞职”的华为员工，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方”，他们作为早期进入公司的员工，各自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华为股票。美国律师凯尔索在上世纪60年代设计出“员工持股计划”(ESOP)，并被美国公司广泛采用后，以冲突性方式表现的劳方资方关系，面目日益暧昧。中国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之际——这个时期，经典的冲突之一，即为劳资关系。虽此，已有如华为这般在结构设计上完成了消解冲突的有预见性的制度安排，这是我们难以用传统的劳资概念来观察华为的原因。但是，华为事件仍具超越性意义，那它10亿元的人民币补偿，以强烈的戏剧性凸现了劳动力价值，并给出了一个标识性价格。 　　 　　循此而论，正在重构的中国劳动关系新格局，实质性问题或许是:劳动力成本。 　　 　　华为方式，是可仿效的样本，还是仅仅只有标识性价值？解答这一疑问，我们必须从个案回归一般。劳动关系中国的“一般”现实，回溯历史，劳动法学专家董保华给出的描述是，“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固定工制度，这是一种‘劳动关系国家化’的用工制度。我国总体性社会结构中，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完全重合，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整个社会只存在着一个层次的行政调控。在这种国家本位的体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平衡是在政府层面上完成的，政府运用行政力量维持着一种‘铁’的秩序”。 　　 　　这种被“国家化”的劳动关系，依其发生之历史“现场”而论，是中国工业化路径选择必然的结果。在商品率极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竞争力的形成，用经济学家刘树成的表述，“必须通过管制压低全部要素价格——全社会补贴工业化”。这些被管制压缩的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价格。改革开放后，以“增量改革”为前导战略的突围选择，细析之，其劳动关系结构仍一如既往——以纯经济学的方式观察，经济学家吴敬琏提供的事实是，“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在完成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中，低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越来越低的“可变资本”，按刘树成的判断，是我们“积累的长期成本”。 　　 　　如此路径，当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407亿元(20XX年国家统计公报)，其结构性比例日益显现失衡。以GDP的年均增长率、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的长时段计算结果是:80年代这两项增长率分别为9.3%与7.5%，而90年代则为10.1%与5.2%，“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观察，***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计算的结果是:1998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比例分别为68.6%、13.9%、17.5%，而1999?2003年间演化为61.8%、15.1%、23.1%，这意味着，“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 　　 　　那些基于复杂数据计算的经济学者，在完成这些有升有降的数据结论后，所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经济学，“谁更应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仍使用经济学逻辑，而暂将有道德化倾向的“红利”分配——这一属于公平正义的问题延后讨论，经济学的分析揭示的“因果”是:低劳动力成本——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内需不足/最终消费乏力——加大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产能过剩——***出口。对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持续的贸易顺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经济形势跟踪分析课题组提供的报告分析说，“贸易顺差提高了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