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第七讲 政策执行.ppt

（1）社会和大众对政府解决公共问题寄予了厚望，但对业已存在的复杂的公共问题，政府却面临着资源不足，不发达的公民社会无法提供帮助，政府体系内部各部门又不能实现协调与合作等多方面的尴尬。由于运动式执法有着一定的提出政策议程，动员社会资源，推进部门合作等方面的功能，加上政府长久以来对这一政策工具的熟练运用，具有临时性特征的运动式执法变成了政府常态的管理模式。 唐贤兴：《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对“运动式执法” 的一种解释》 5.运动式治理的必然性 社会转型是一个问题增生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异常性和相互依赖性的特点 使得政策的执行存在马兹曼尼安和萨巴蒂尔所说的“技术性困难” 面对着有着多方面根源的社会公共问题，要设计一个单一的政策和采取某种单一的政策工具，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 公共问题本身的性质制约着选择运动式执法 （2）科层制组织的特点和局限性 政府管理的专业化分工及其等级体系的建立，政府内部的部门之间界限分明，功能明确 公共问题的多样性与科层制组织的专业化存在着矛盾，政府的部门化做不到无缝隙地分割专业职能并覆盖所有的公共事务领域 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公共问题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存在的 拉塞尔?林登为再造公共部门而提出Seamless Government设想，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望 不能形成部门之间的合作是该组织结构的局限 ——碎片化治理 在一般的常态社会，国家治理的主导模式——官僚模式把着重点放在制度规范、合法程序和政府官员方面，强调行政组织的结构完善、功能发挥与资源运用。运动式治理则超越一般的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程序，把国家治理动力寄托在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身上。从我国的历史经验考察，政治动员对国家常规治理能力的改善仅仅是一种外部的改善路径，其功效存在边际界限,并且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 （3）合作机制的缺乏 自从Van de Ven提出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各种复杂组织共同应对这一观念之后，组织间合作或协作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governance across boundaries 机构林立、职权交错、多头执法、政出多门、扯皮推诿、管理真空、恶性竞争等等概念说明政府及其部门间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 （4）制度性资源的缺乏 运动式治理是资源稀缺条件下纠正市场和社会秩序失效的一种权宜之计 任何国家政府所拥有和能运用的物质性资源总是有限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能力和制度资源的缺乏 在公民社会比较强大的国家，法律、政策等规则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国家的“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即Michael Mann所说的国家能够渗透到公民社会、并经由与公民社会的制度化协商而合理地执行政治决策的能力 ——Michael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5）规则虚无主义与规则遵从意识匮乏 运动式治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手段来达到贯彻法律和政策等规则的目的。这恰恰能够说明，在采取运动式治理之前，很多规则并没有很好地被执行 弗里德曼：治理者“并不很认真对待这些规则” 艾德尔曼：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只不过具有“象征性的价值”，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去采取任何措施来保障这些政策得到执行 民众：遵守规则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社会习惯 来自政府治理者和民众（社会）两个方向的规则虚无主义，与对暴力的迷信联系在一起的 迷信暴力→运动式执法中的重拳出击→规则虚无 2006年西安市公安部门集中整治火车站周围的问题发廊 Q：如何跳出运动式治理的怪圈？ 1.依法治国、法治精神与法治规则的重塑； 2.培育官僚的理性精神； 3.民众规则遵从意识的培育 4.合作治理体系的构建； 5.公民社会的发育 （五）政策执行的“文件治国” 开会和文件是贯穿中国政治运作过程和政策执行过程的两个最基本的工具。通过会议的方式文件得到自上而下的传达； 政治信息的传达具有等级性：一般是先上级，后下级；先党员，后群众； 文件的传达具有权威性：“文件链条”反映了官僚权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待遇；保密vs公开； ——景跃进、张小劲：《文件治国》 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都有权制定“红头文件”； 中央的红头文件起草：预调研、主体调研、文本起草、多次讨论、修改、会议表决； 红头文件的收发：下级办公室要登记：来文单位、文件字号、题目是什么、送给了谁、哪天接到的、什么时候送出的； 中央起草文件，广泛调研征求意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意上传过程；文件下发，是政策自上而下的部署和贯彻落实，是权力的下达过程； 文件：从信息传递到治国工具，政策执行的关键一环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