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引入“辩侦交易因素-”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docVIP

PAGE PAGE 1 职务犯罪侦查引入“辩侦交易因素所谓“辩侦交易因素” 所谓“辩侦交易因素”，主要是相对于我们熟悉的“辩诉交易”而提出的一个可能比较新颖的概念，笔者本想用“辩诉交易因素”这样一个让读者相对熟悉且边缘的概念来界定和运用之，试图让读者更加容易接受。然而笔者经过反复考量，觉得在侦查中提“辩诉交易”或“辩诉交易因素”似乎都有一种说不尽同时也说不清的尴尬；同时笔者产生一种天然的确信即相信即使提出“辩侦交易”或“辩侦交易因素”，基于其同“辩诉交易”或“辩诉交易因素”的天然亲切感，相信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笔者的用意特别是在本文的阐述环境中。与此同时，笔者之所以在此提出“辩侦交易因素”而不是“辩侦交易”或者“辩侦交易制度”，是笔者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法治的双重转型性的背景下，根据以“认识论”和“条件论”为其方法论基础的相对合理主义的理念（著名法学家龙宗智先生针对中国司法改革提出来的，笔者在此将其引用到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人“辩侦交易因素”的分析当中）慎重考虑后作为一种转型的寄予可操作性希望的实践技术提出来的，注重的是一种功能和作用（借鉴辩诉交易在起诉阶段所起的功能和作用）的借鉴和引入，而非比较宏观的制度设计，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卷入沸沸扬扬的“辩诉交易”制度移植理性的纷争和回避自身全新构建“辩侦交易”概念及其制度的力不从心，而突现出笔者起意于实践需求而终于实践操作的单纯动机。 ?本文为笔者承担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二OO七年度重点课题《职务犯罪侦查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本文于2008年2月荣获由检察日报社、西南政法大学、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共同主办的“职务犯罪侦查理论研讨会”二等奖。 ——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胡绍宝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0333) 摘要：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职务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辩侦交易因素；相对合理主义 近几年来，我国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部门在反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批批贪官污吏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但仍有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不断冒出头来，贪污贿赂之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好转。究其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目前职务犯罪成本仍然偏小，风险偏低，打击不够及时，许多犯罪分子在大肆贪污贿赂之后仍然逍遥于法律之外。正如伟大的刑事法学家、犯罪学家贝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刑法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有效性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的严厉性，而在于刑法打击犯罪的及时性和必然性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我们显然十分有必要想方设法提高贪污贿赂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加其犯罪风险，及时有效地打击职务犯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合理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人辩侦交易因素（以下直接简称为“辩侦交易”），以有效改进反贪机制，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效率，加大反贪惩治力度，达到更好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一、“辩诉交易”、“辩侦交易”与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亦称诉讼协商(Plea Negotiation)、诉讼协议( Plea Agreement)等。它始创于美国。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雷迪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并且在后来的一系列判决中对辩诉交易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使辩诉交易在联邦宪法的框架内全面法制化。该制度后来被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或多或少地采用。“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判前，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通过其律师或辩护人为代理人)在法庭外进行谈判和协商，达成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以获取减少控诉罪行，减轻控诉罪名或刑事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措施。“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无法在法律上证实和打击犯罪以及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借用上面对于“辩诉交易”的基本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