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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观后感影评 　　《霸王别姬》是导演陈凯歌的第5部影片，它选择中国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及艺人的生活，细腻地展现了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是两岸三地电影人合作拍片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电影雅俗共赏的典范作品。影片充满激情地叙述了处在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男女主人公一段跌宕起伏，爱恨纠结的故事。　　《霸王别姬》曾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是迄今为止中国影片在国外获得的最高奖项。它的优秀毋庸置疑，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观影人都有着不同的感触与评价。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人戏不分的程蝶衣以及电影中设计巧妙，令人深思的细节。　　陈凯歌曾说过：“没有张国荣，就不会有《霸王别姬》的成就。”此话不假，抛开程蝶衣的剧情不论，光看举手投足之间，就摄人心魂、让人迷恋，张国荣将程蝶衣演活了，演出了世间女子都不具有的柔情与妩媚。依稀记得袁四爷对程蝶衣说的一句“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君莫属，此貌非君莫有。尘世间，男子阳污，女子阴秽，独观世音集二者精于一身，欢喜无量啊。”戏中程蝶衣如此，戏外的张国荣亦如此。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美的人生，此世，唯有张国荣独绝!　　由于母亲是妓女，程蝶衣从小就生活在妓院中，母亲将其带入梨园行，由于天生六指，被母亲狠心剁下一指，才得以进入戏班学习。在那个社会，妓女和戏子被称为下九流，这也为程蝶衣扭曲的性别观埋下了伏笔。 “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是全篇的重要结构框架，程蝶衣一生经历了小时候“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正常，入戏后“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人戏不分境界，再到文革后“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的突然清醒状态。一句话暗示了程蝶衣内心雌雄混淆，人戏不分的历程，不可不谓神来之笔。　　小癞子自杀前给蝶衣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一句话：“等以后我成角儿了就天天吃糖葫芦”梦不能成真，就只有在虚无的世界中去寻找了。在电影中，当蝶衣成为角之后，当听到冰糖葫芦的叫卖声时，不由自主转过身，眼中充满迷茫。他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人吃人的可怕时代，亦或是师傅那句“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身后遭罪”?这不经意间的细节，是在控诉着时代的无情，让人心底滴血。　　抗日战争结束后，程蝶衣控诉为“汉奸”，给日本人青木唱戏，在法庭上，虽然他也恨日本人，但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咆哮“青木是懂戏的，青木若是活着，京剧早就传到日本去了”。这一句感人之话，想人们折射出“艺术无国界，艺术无仇恨”，蝶衣对艺术的境界早已超出了人性的认识。或许艺术能够无国界，可是舆论却不能够接受，民族感情不能接受。　　程蝶衣对幻想中母亲的感情亦是一大亮点，他吆唤着让戏班主帮他写封寄给他娘的信，然后通过焚烧的方式寄出，那爷总是笑着说：“那林黛玉她不焚稿，她叫什么林黛玉啊?”当蝶衣戒烟瘾的时候，在不清醒中，他把情敌菊仙当做了自己的母亲，因为菊仙同他母亲一般，是一位妓女，她们身上有着同样的野性与不羁。　　段小楼拍砖头的三段情景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国初期，段小楼用砖头砸头，替师傅解了围;抗日战争初期，段小楼用茶壶砸头，替菊仙解了围;文革时期，段小楼用砖头砸头，却没能为自己和蝶衣解围。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方式，可是结果却不一样了。那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已经不同了，引人深思。　　影片中另一个链接线索就是张公公的那把宝剑，这把剑见证了程蝶衣与段小楼的兴起与结束，让人不得不赞叹其逻辑严密性。段小楼与程蝶衣初次演出就见到这把剑，因为段小楼不经意间一句要得到这把剑，导致后来程蝶衣进入袁四爷府上，委身得到此剑，再后来由于此剑，段小楼被称为批斗对象，牵连了程蝶衣，菊仙为了保住剑而受其累，最终上吊而死，文革后十一年，程蝶衣与段小楼再次合作出演，蝶衣假戏真做自刎而亡。此剑不仅见证了段小楼从倔强不屈的铁血男儿沦为胆小怕事，背叛情义之人，见证了程蝶衣事业的兴起与生命的最后一刻，见证了菊仙的敢爱敢恨，不羁野性的一生，亦见证了时代的更替，人心的变化。　　除了小楼，蝶衣与菊仙之外，很多人物细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与反思。曾经繁华一世，后来神志不清，只知卖烟的张公公;擅于周旋于上流社会，最后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而死的袁四爷;被蝶衣收养，忘恩负义，工于心计，迂腐不堪的小四;觉得糖葫芦最好吃，想成为角儿又害怕受苦而上吊的小赖子;把蝶衣领进了京剧的世界，一个严厉的，传统的，却对京剧充满理解，最终在唱京剧时倒下辞世的关师傅;欣赏京剧，尊重艺术的日本军官青木。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见证了时代变迁的动乱。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真假假，结果都一样，爱，别，离，怨，憎，总得有一个苦涩的结局来收场。　　又看《霸王别姬》，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感动。　　有几大矛盾对象：　　程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