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docVIP

“请叫我龙哥。”浙江汇孚集团（以下简称汇孚）总经理邵龙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的英文名是Longa，老外喊起来听着也像“龙哥”。 今年50岁的龙哥，头发齐齐后梳，颇有上世纪80年代港台文艺片的味道，但是看上去时髦得体，一点儿也不过时。 从10多家到30万家 龙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贸人，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变化感受尤为深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外贸只有品种单一的丝绸纺织品、石油、茶叶等，承担着出口创汇的任务。彼时，10多家部委下辖的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才有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的权限。 从1979年开始，外贸经营权逐步下放到地方省级外贸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1987年，外贸公司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1991年开始，外贸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1994年，中国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龙哥就是在这一逐步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外贸生涯。 1993年11月，龙哥作为海南华鑫经济发展总公司（汇孚集团前身，以下简称华鑫）的第一个外贸业务员、单证员、查货员，参加了当年的秋季广交会。 “那时候，能拿到广交会的摊位很不容易。”龙哥介绍说，因为当时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并未完全放开，省级以下的企业还没有资格参加。华鑫具有一定国企背景，是当时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在海南创办的地产公司，海南地产出现泡沫后，华鑫转做外贸。 据龙哥介绍，华鑫每个行业都涉及一些，却没有很强的技术含量和竞争优势。“21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从1美元兑换人民币从10块多到现在的6块多，劳动力成本翻了几番，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另一个让他犯难的问题是，现在一些老的业务骨干年纪大了，有知识、有活力的大学生做外贸的激情和动力却不像当年他们那一代人。主要原因是，现在外贸行业的收入已今非昔比，外贸不再是就业的“香饽饽”。 而这多少和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有关系。 2004年，为兑现“入世”承诺，中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2005年1月1日，中国取消了纺织品出口配额，体制内纺企的最后一块“护身符”也被撤下。政策一放开，各种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13年，有进出口经营实绩的企业超过30万家。 撤掉市场准入门槛对民企来说是好事，人人都可以做外贸了，出现了普遍竞争。但一下子全部放开也带来了中国外贸至今无法痊愈的“硬伤”——低价竞争、模仿抄袭，“中国制造”甚至成为中低端商品的代名词。 “方方面面的因素，造成现在的外贸饭碗不好端，辛苦，竞争压力大。”龙哥说。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汇孚集团的外贸一线工作人员，工作时间都比较长。其中一个是时差问题，业务做得好的员工，配合欧美客户加班是家常便饭，第二天国内的海关、税务部门照常上班，外贸员工又得起来赶业务。“我们是夹心饼，两头加班。”邵龙河打趣地说，这种忙碌的日子，从2005年持续到现在，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要跟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必须加倍努力。 难得的是，这么多年来，汇孚集团从事外贸的业务人员基本稳定。龙哥骄傲地说，“老中青三代都有。女性占2/3，大部分业务做得好的还是女士。” 从转移东南亚到搬迁内地 但让龙哥及其他外贸企业老板头疼的是，一线工人普遍面临招工难。 每年春节过后的二三月份，很多外贸企业由于工人不到位，生产周转不起来，产量很低。汇孚集团今年过年后，用工缺口达30%。“很多工厂缺口达50%，没法开工。”邵龙河说。 此外，新一代产业工人的要求不像他们父辈那样，他们要求工资高、待遇好之外，还要“附近有得玩”，有消费的地方。“我们的厂区在开发区，住宿条件都不错。”龙哥说，但离市中心较远，娱乐设施和商业繁华地段不多。 和一线工人招工难并行的是，劳动力成本年年上涨。“每过一个年，劳动力成本会增加15%~20%。”龙哥说。 目前，汇孚集团旗下有14个进出口业务部、5家控股企业、6家参股企业。其中一家控股企业湖州艾诗雅特制衣有限公司是加工厂，有300多名工人。 汇孚集团一线工人的平均月薪税后在3500元以上。“本科生头一两年没那么高，业务进步快的平均能有4000~4500元。”龙哥说，这超过了东欧罗马尼亚的月薪水平。在罗马尼亚生产的产品是“欧洲制造”，具有产地优势，售价较高，但“中国制造”就很难提价。 2013年，汇孚集团出口2.2亿美元，进口8000万美元左右，进出口总额约3亿美元。 “外贸实业增长慢。”龙哥说，去年有几十万元的利润，奖励员工之后，就都花光了。 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简单的款式如牛仔裤、T恤衫、衬衫等，已经搬到东南亚去了，柬埔寨工人的月薪是800~900元，缅甸和老挝还不到500元。 此外，一些外贸企业选择“西进”。为了降低成本，汇孚集团将一些订单转移到了成本略低的安徽、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