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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背后隐藏的历史疑点 战国历史上最重要一战——“长平之战”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这场由秦国名将、被后人称为“战神”的白起指挥的秦赵两国会战，经历大体如下：战国末期，秦伐韩国上党，守将冯亭以上党降赵，赵国采纳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意见，纳上党而出兵御秦，从而与秦国兵戎相见于长平。这场战争以赵“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白起封号）”，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结束。史料主要源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载。 然而，这场著名战役背后隐藏着许多历史疑点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 首先，长平之战在总参战人数上存在“历史疑点”。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这场战争，秦赵两国各投入50余万“作战力量”。而实际上，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包括人口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秦赵两国都不可能投入这么多兵力。正如后世军队出征经常“号称百万”，实际只有“十余万”一样，长平之战双方兵力都有“虚诈”成分。比如按照“战神”白起自己的说法，长平之战秦军本身伤亡过半：“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假设秦军总兵力与赵军相当，约50万，那么在赵军投降前秦军就已战死了20余万。在这样的兵力对比下，赵军不可能以40万降20万；另一方面，胜利方秦国以“五十多万兵力”劳师远征（作战地域长平距秦军首都咸阳有千里之远），在远离国土的形势下竟能连续作战近3年之久。而在冷兵器时代，确保后勤供应的通常作法是以“三民饷一兵”。如果秦军真如司马迁所记载的那样投入数十万之众，按照每个士兵平均每天吃两斤粮食来计算，每天就要消耗100多万斤粮食（其中还不包括数万马匹的巨大消耗，以及后方保障的百万民夫自身的消耗），这样的战场后方供应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绝难实现。 其次，作战双方用兵方略和战术上存在疑点。以《史记》描述，当赵括率50万赵军迎敌之时，白起敢于仅用2.5万人去堵截赵军撤退，以5千骑分割穿插赵军中路。以冷兵器时代作战原则而言，这样的兵力运用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在当时，赵军一旦投降就意味着被斩首（按秦律，士兵只有斩首敌军才能获得爵位，因此秦军勇于杀敌，不尚受降）。40万“燕赵慷慨悲歌之士”在主帅赵括英勇战死的情况下投降的可能性很小。 再次，作战结果和现代考古学之间存在疑点。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埋藏于长平古战场上的尸体大多是在身着甲衣、手持武器状态下被埋藏于地下，可以证实是“战死”而非“坑杀”，且数量仅有数百上千人，绝无“四十万”之多。长平之战无疑是一场带有文学描述和充满“丰富想象”之战。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著名军事战例，如果不能回归它的原始形态，就很有可能会使今天的军事指挥员形成“理想化”“简单化”和“程式化”的思维模式：比如一旦我们相信白起竟然敢以5千兵力在局促的战场空间去穿插分割45万赵军，以2.5万兵力去阻断40余万赵军退路，这样的与任何作战原则都相去甚远的兵力运用和作战指导，有可能误导今天的军事指挥员定下错误的“作战决心”；比如《史记》有意神话“战神”白起的作用，而忽略了秦国最高统帅秦昭王的坚强决心和选将用将之明，忽略了秦军“锐卒”在“军功爵位”制度激励下的战斗作风，忽略了以重装步兵为主的秦军更适应在多山的上党地区作战，更忽略了秦军拥有关中和巴蜀两大粮仓，拥有更加高效的后勤运输（包括水运）系统和人力资源，这样的结果容易导致未来的战争实践中陷入“押宝于名将”而忽略了军力的长远建设和周密的战争准备；比如把赵国的失败单纯归结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而罔顾赵军步兵作战能力的低下以及赵国君主在关键时刻受到反间计、临阵换帅、干预前军指挥的用人之失和错误战略指导，容易使后人陷入历史认知过于“简单化”的窠臼。 对照其他各类史料发现，赵军主帅赵括其实并非如《史记》所言的只会“纸上谈兵”，他在长平之战中选择主动出击其实基于三个方面的“无奈”：一是赵军粮饷不足、后勤供应中断，必须采取速战速决之策，不主动出击便是死路一条；二是赵军最高统帅赵王急于与秦军决战，不惜为此临阵换将，且换赵括为帅的目的就是尽快与秦军决战；三是廉颇在战争前期屡战屡败，当转为守势时赵军又不善于“坚壁”（赵军自赵武灵王时期建立了长于主动进攻的强大骑兵，但在善于防守和山区作战的重装步兵建设方面却落后于秦国），因此军心士气低落。 回望长平之战，赵军在军事上的最终失利，根本原因还是赵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秦国。无论是赵王的战略指导，还是之前廉颇的屡战屡败；无论是秦国的反间计，还是赵括的错误作战指导，其背后都根源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对比和军事力量的优劣异势。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历数代有为之君的长期经营和艰苦征战，统一天下的国家意志已经坚如磐石，举国动员的战争机器和军事体制已非赵国等其他六国所可抵抗。这段历史运行的最终结果深刻启示我们：只有建立在强大综合国力之上的国家意志才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 事实上，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史记》作者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