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犹太人墓地_公众纪念地或仪式空间_马克斯_波洛诺夫斯基.docxVIP

马克斯·波洛诺夫斯基(Max Polonovski)是巴黎立体地图博物馆(Musee des Plan Reliefs)馆长。自1994年起，他担任法国文化部保护犹太遗产项目的主管。他也是推动前奥斯威辛和比克瑙集中营管理计划的国际专家组成员。 尼斯(Nis)墓地位于前南斯拉夫(今天的塞尔维亚)，是东欧犹太人墓地错综复杂状况的典型案例。它有超过1,000处的塞法迪犹太人墓穴，许多墓碑上还刻有极为罕见而有趣的神秘墓志铭。二战期间，纳粹的占领彻底摧毁了犹太社区，1948年之后，墓地又被共产主义政府征用，一度遭弃。一个罗姆／吉普赛人社区接管了墓地并在此定居，生活在礼拜堂和墓穴之间。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位波斯尼亚犹太人领袖开始抗议这种亵渎行为，随后许多犹太学者也加入抗议者的行列。最终政府将罗姆／吉普赛人社区迁出。国际组织和志愿者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清理这片墓地，将之重新恢复。罗姆／吉普赛人存在的那段历史，客观上加深了此地被粗暴破坏的印象。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占据了另一个同样被迫害的少数群体的圣地，这的确令人震惊。 在被纳粹蹂躏过的国家，犹太人墓地常被周边居民当作庇护所或建筑材料储存地，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这激起了欧洲各地犹太社区的怨恨和愤怒。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应是，在欧洲犹太人经历过种族灭绝之后，犹太人墓地的历史痕迹将再一次被抹去。欧洲犹太人墓地遭遇的伤害与忽视，反过来加强了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身份的诉求。显得矛盾的是，战后及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地区犹太人墓地的处境被西方犹太团体用来强化自己的身份。一处位于波尔多的犹太人墓地有着与前南斯拉夫犹太墓地同样的命运。18世纪初，波尔多犹太人墓地专为来自阿维尼翁的犹太人修建，原因是塞法迪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安葬在自己的墓地。几十年来，这里一直被人们忽视。它与尼斯墓地的区别在于，前者位于一个法国大城市的中心，一直属于犹太社区，也并未出现过关于亵渎圣地的抗议。 墓地的冲突角色 有观点认为，墓地既是冲突之源，也是身份的创造者之一，考古发现很好地提供了证明。在过去20年里，一系列考古挖掘使欧洲诸多犹太人墓地见诸公众，也激起了基于身份或宗教的诸多反应，在许多案例中甚至导致考古工作的中断。这些反应源自这些年来社区精神的加强，与之相关的是多元文化社会中少数群体被认可的需求及传统文化概念的扩大。 1992年，德国汉堡附近的奥滕森(Ottensen)，一处犹太人墓地原址要建成购物中心。这处墓地始建于1663年，后被纳粹摧毁。战后，它重归犹太社区，并于1950年被犹太信托公司卖给了一家私人建筑商。绿党得知此地前身为墓地之后，迅速对购物中心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并提醒纽约的犹太极端正统派组织——犹太圣地保护协会(Athra Kadisha)，后者随即参与到抗议行列。这一考古发现的地点和近期历史，又激起了人们对纳粹迫害和掠夺的痛苦记忆。人们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身着黑衣黑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被警方拖过马路，街头一位德国目击者评论：“这些场景勾起可怕的回忆——德国警察带走了犹太人。”压力如此之大，最终在耶路撒冷犹太大拉比的主持下，各方才得以达成协议。 接下来几年里，欧洲和美国的正统派犹太社团对犹太墓地的发现越来越警觉。在捷克的布拉格，英国的约克郡，立陶宛的斯尼皮斯克斯(snipiskes)，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塔雷加、托莱多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表明类似现象已经遍及整个欧洲。各种压力集团——如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犹太人墓地保护委员会——纷纷成立，从尊重宗教教义的角度提出应永久保护犹太人墓地。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对犹太墓地的任何侵犯，并运用政治力量和媒体报道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些均出于对《圣经》的阐释：死者必须不受打扰。 阻力的本质是墓地挖掘会给历史信息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表现形式则多种多样。由此也引发了两种主要的倾向。首先是自我审查。总的来说，公共当局缺乏对犹太教具体特点的认识。若他们没有充分的信息保障，多半倾向于把犹太人视为一个被内部规则所统治的特殊群体，犹太人对任何施加到自己土地上的国际压力都显得相当敏感。第二种倾向与某些犹太教派试图将教义置于民法之上的企图有关。这两种倾向汇集在一起，令形势变得复杂，还会威胁到公共自由。这两类倾向是互为解决方式的。首先，犹太教权威的观点可以理解，他们希望能将信仰中的基础教义严格实施，并乐于身体力行；其次，全体民众，包括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均有接触犹太文化遗产的权利，公共当局必须承担自己的职责以确保这项权利的实现。在大多数案例中，公共当局的角色都比较困难，似乎无力保护人们了解自己遗产的权利，只能允许一个小小的团体表达其极端观点。实际上，正统派犹太组织之所以在那些国家里能就处理原犹太墓地规划的问题达到目的，也和以下传统观念有关：犹太团体相对自治，至少和社会其他部分存在强烈的文化隔离。这种观念等于说，拒绝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