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清末新政-公开课件（讲义）.ppt

把一个国家的“君权之消长”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兴盛的标尺。 君权是民权的基础，君权是本位，民权是动位。如果君权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则由于没有了依托而成失去意义。 如果他国立宪，中国也“张皇其说”而立宪，那无异于一个医生不问病者的脉理和症结，用猛药来治萎弱之病。 “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 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 陆宗舆主张现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 日本的成功正是这种“圣君贤相专制”的“守要不惑，行之以序”的好例子。明治维新推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明治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 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立宪派承认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立宪制度是使一个民族得以凝聚为一个团结整体的唯一途径。危机越是深重，立宪的必要性就越是迫切。 其次，他们还认为，所有那些被立宪缓行派视为立宪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从国力的强盛到国民的程度，只有通过立宪的驱动和引导才能发生人们所希望的变化。因此，与其说它们是立宪的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立宪的结果。 １９０６年９月，清政府正是在袁世凯、奕劻这些主张立宪的权贵派与广大士绅官僚立宪派的强烈影响下，宣布了筹备立宪的诏书。 立宪运动的兴起 立宪团体：国民宪政会（1906）、宪政公会（1907） 载沣集团的上台与改革的反动 国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1910年1月； 第二次：1910年6月； 第三次：1910年10月。 国会请愿 1908年清廷为准备立宪而在各省主要城市设立的咨议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资政院，又为他们直接介入政治层面及其能量的释放创造了条件。而咨议局议员的品格、学历、财产、功名及办理公益事务的资格规定，“非我莫属”为之大开方便之门。 《諮議局章程》規定，凡屬於本省籍貫的年滿25歲的男子，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的居民才具備選舉資格： 1、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卓有成績者； 2、曾在本國或外國中學堂同等或中學以上的學堂畢業的得文憑者； 3、有舉貢生員以上的出身者； 4、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者； 5、在本地方有五千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凡非本省籍的男子，年滿 25歲，寄居本省滿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有一萬元以上的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者，亦有選舉權。 ?从各省咨议局第一届选举结果来看，“绅士占大多数”。张朋园对全国21省1643名议员身份作了调查，发现有功名者达1288人，占78.4%，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28.73%，生员34.78%。 当时全国绅士总数为145万人，与有资格选举的169万人大致相等。 大批有新式经济实力支撑又有地方行政能力的绅士被集中在一个新的高层次组织中合法议政，即使这一组织“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立法机关”，“似乎仅是绅士表达意见的机构”，也足以使这些有着强烈参政意识的绅士为自己的利益而干预朝政，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 在政治实践中，他们以政治上立宪、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代表和领导了地方自治势力在政治共同体内与集权的中央皇权分庭抗礼。 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相互协调的官绅合作局面再也不复存在，有着强大的合法性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的士绅阶层向清廷的权威发出了直接的挑战。从咨议局成立到清廷覆亡的短短数年间，中国大地上风云激变，原已十分突出的中央地方、官方与民间的矛盾由于绅士的加入而愈益激化。 在晋、皖、鲁、川、滇等省的收回路矿运动和收回苏杭甬路权斗争中，绅士主持的保晋公司、安徽路矿公会、山东保矿会、江浙铁路公司以及日后的各省咨议局都起了主要的领导作用。 1910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被镇压，士绅多已绝望，连张謇都认为“全国为之解体”。一些激进者则随之转向革命。徐佛苏回忆道：“各省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国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说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 这一切，表明了新政后数年，一体化结构已从分解迅速走向崩溃，从中分离出来的既代表传统的地主经济又代表新式资本主义经济实力最强的士绅阶层，在是否搞现代化与搞怎样的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上，与清廷发生了从政治疏离、对立到严重冲突。 ?政治结构内部的大冲突使清廷进退维谷：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无力使对方就范，政治权威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的冲击而降至零点。 士绅阶层的行动与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