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规划的几点思考阎瑾(精).doc

关于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规划的几点思考 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ＣａｍｐｕｓＰｌａｎｏｆｐ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阎瑾ＹａｎＪｉｎ刘立欣ＬｉｕＬｉｘｉｎ 摘要：本文在对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不同时期各版规划全面解读的基础上，探讨了其“钟”形平面构思的深刻内涵，并对林克明和郑校之两位建筑师在原国立中山大学校园建筑设计中理念和手法的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和总结。 关键词：中钟林克明郑校之 一、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和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区规划 1924年2月，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布命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以国立广东大学命名”。1926年8月，为纪念辞世的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1933年3月，按照先生遗愿，选址国立广东大学第二农场所在地（现华南理工大学及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建造新校舍，这也就是现中山大学的前身。 原国立中大石牌校区规划建设从1929年开始筹划，1933年开始营建，计划分三期完成。第一期工程由杨锡宗主持，与当时中大校长邹鲁共同完成总体规划；第二期由林克明主持，基本完成了校园主体建筑部分；第三期由余清江主持，这一期建设主要是添建，并未对校园整体布局作出改变。 二、从“中”与“钟”谈起 从1933年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首期工程的道路规划(图1 到现华农6号楼西南侧钟亭栏杆下部的镂空图腾，“钟”形图案似乎成了老中大的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已无据可考，大概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钟”同“中”同音，以钟形图案象征中山大学，也是为了纪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二，钟型有唤醒民众，警醒世人，激励国民的含义；其三，地形 的需要。 原中大在石牌的选址颇为讲究，此处原为国立广东大学第二农场所在地，新校舍选址石牌可以说是先生生前遗愿，“虽处近郊，不特风景清幽，即范围亦甚廖廓，若加以合理之设计，则藏修息游，嘉惠学子不浅”（摘自《邹鲁回忆录》）。基地大致对称，中部左右有山丘各一，时隐时现的一带活水，从山丘北侧横向蜿蜒穿过，以此向北山丘多但却较平缓，总体呈倒立的“凹”字形排列。总的来说，基地大约有以下特点：有一条隐约的南北向的轴线且从北向南逐渐开阔，水系给基地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将基地一分为二。 抛开一切抽象的象征，“钟”形的校园道路规划可以说是源于地形并且依附与地形，有其成功的因素，但这并不说明它无懈可击。 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奠基于1933年，在此之前的1926年，南京中山陵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单体的设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是开辟了近代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复兴主义尝试的先河，可谓轰动一时。之后的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当然这并不等于抄袭，只是当时主流如此。虽然最初，“钟”字形的规划创意出自谁手并无记载，但作为校园第二期工程的主持者林克明先生曾是中山纪念堂的工程顾问并一直协助吕彦直工作，其设计思想不可能不受吕氏的影响，这从其之后对中山纪念堂和吕彦直本人的较高评价可见一斑。 “钟”字形的规划创意来源于地形，但其最后并没有完全实现同样是因为地形，可谓都是“地形”惹的祸。 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规划思想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其“开放空间”的理念，这贯穿于其整体和局部。最初的规划思想里并没有“空间围合”的概念，况且当时具体的地形情况也是不允许的。这同现华工8、9号楼和华农16号楼的自身围合的现象并不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当初总体规划和单体设计是分开进行的，现华工7号楼位置的变更和其具体设计的临时改变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二，前述三座建筑的自身围合应该是其建筑规模和使用功能具体需要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华工的校园建设中“庭 图１１９３３版首期规划总平面 院”概念的引入，其理由是不充分的，至少同老中大最初的规划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以现华工逸夫科学馆和8、9号楼所围合庭院为例，抛开科学馆过于靠近8号楼，缺乏对其必要的保护不谈，庭院的出现是建立在将原有8、9号楼所组成的南向湖及东向中央绿地开敞空间无情阻隔的基础上的。这不仅是将原来小开敞空间从大“钟”字形开敞空间的割裂，同是对总轴线也有一定的破坏性。况且，实际围合后的效果也并不十分成功，缺乏亲和性，而人们也只是将其更多的作为交通空间，鱼贯穿过，极少停留。也许，那东湖边石凳上窃窃私语的情侣和9号楼南面草地上簇膝长谈的人群就是对于“开放”同“围合”孰优孰劣的最好答案。 三、林克明和郑校之 林克明和郑校之是原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建设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前者是第二期工程的总负责人，有据可考的至少有近20座建筑出自其手，其中不乏法学院（现华工12号楼）及生物地质地理教师（现华农5号楼）等规模较大的成功实例。人们对于后者往往知之甚少，其作品也寥寥无几，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教职工住宅、牛棚猪舍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