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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文书学”的创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笔谈 古文书研究班 中国古代史学界近代以来发展出简帛学、敦煌学、徽学以及黑城学等新学问,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出土或传世的文书，包括简牍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时代涵盖战国秦汉直至明清。虽然上述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但迄今中国却并没有形成和建立起自己的“古文书学”。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文书研究是随着出土或传世文书的不断发现而逐步扩大兴盛、却又各自为界的，所以只有在这些文书的数量足够庞大、研究足够深入、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跨断代的“古文书研究班”成立已经两年，举办了22次文书研读，各断代文书研究者进行了充分交流，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2012年6月，在历史所主办、“古文书研究班”承办的“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正式提出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文书学”的建议。　　关于“古文书”的定义与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在古文书学发达的日本学界，曾给古文书下了一个很狭义的定义：古文书是文献中的一部分，是向特定对象传达意愿的产物。即甲向特定对象的乙，为表明甲的意愿而制作的一种表示手段。“向特定者表示意愿”是古文书的本质，与那些只表示单方意愿的产物如一般的著述、编纂物、备忘录、日记等不同。后来，日本学者又将虽无授受关系，但用于对证、核查意义上的帐簿、证书等也包括到“古文书”的范畴中来。关于古文书的研究内容，日本古文书学界将其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前者即所谓“物质史料”，包括文书的材料、形状、字形、花押、印章等。后者即所谓“文献史料”，包括样式（书式）、文章内容、文体、用语等。可以说，日本古文书学界形成了一整套的古文书学理论，这是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重要参照。　　不过，在中国，由于古文书史料延续时代长，载体不一，各断代文书也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关于其概念、定义，以及与文献学、档案学的关系等，都还需认真讨论。为此，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各断代文书的研究者，就本断代文书与“古文书学”的关系、研究状况，以及其他问题发表意见，以为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共同推进“中国古文书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先秦文书与“古文书学” 徐义华 　　就先秦的资料而言，从文书学角度加以审视和考察，尚是一个新的视角。虽然通论性的文书学著作对先秦文书做过论述，但从文书学视角来作专门研究的则很少见。　　从概念上看，文书更关注意向传达，从作用上看，文书更侧重发挥人群组织和社会管理作用。与文献相比，文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文字发明的意义即是在记录语言，所以语言的传达意向和在社会组织和管理中的功能也被文字所继承。而文字发明的一个重要动力，即是适应社会组织的管理和需要。所以，先秦文献中必然存在部分古文书。　　先秦文书分散在各种资料中，主要有典籍、甲骨文、金文、简帛、盟书等。　　先秦典籍中记录有古代文书，如《尚书》有典、谟、训、誓、诰、命等类，许多都是古代法律、文告的集合，本质上都是国家公文书。刘勰即言“诏策奏章，则《书》发其源”，是一种很正确的认识。《左传》中也有大量关于盟誓史事的记录，部分记载了当时的盟辞，这些盟辞当在古文书之列。　　甲骨卜辞记录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具有文书的完整性。完整的甲骨卜辞可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叙辞记录占卜时间和卜者，命辞记录所要卜问的事情，占辞判断吉凶，验辞记录应验的事情。这种记录是忠实于当时实际情况的，如卜辞中有：　　丁囗卜，共，贞：勿御子 ？王占曰：吉， 无（祸）。 《合集》3187　　贞人在命辞中尊称 为子 ，而商王在占辞中则直呼其名，这条卜辞不只是对占卜事件的简单记载，而且包含了当时占卜者和占断的口气，即是直接引用的“实录”。有学者认为商代贞人有用于备忘的笔记，记录当时的占卜事项，等占卜应验后，根据记录契刻于甲骨。虽然卜辞交流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灵，实际上代替神灵做出决断的却是商王，在现实社会管理中起到上报与核准的文书作用。卜辞记录的部分目的也在于核查，以表明商王决策的正确性。从其目的性与备核查性而言，部分甲骨文具有文书的性质。　　金文的内容十分复杂，但其中有相当部分可以当作文书加以研究。金文中有关法律、册命、赏赐等的记载很多，其中许多记录可视作文书，如《毛公鼎》铭文即是周王对毛公的长篇告诫以及赏赐记录；《琱生簋》、《琱生尊》等，则完整记录了召公家族的分家过程，它们都具有文书性质。另有许多虽然并非文书原件，却包含了原文书中的最重要内容。战国以后，随着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兵器、礼器等铜器上开始记录制造者、监工、管理者等内容，是很标准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