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妇有责”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思考 吴春梅 妇女.docVIP

PAGE PAGE 1 “天下兴亡，匹妇有责” ——关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思考 吴 春 梅 妇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到近代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乃至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妇女回家论”或“阶段就业论”，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女性话题的改变，以及隐藏在其后面的女性地位的变化。回顾百余年来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分析其演变轨迹，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当今妇女问题的有关论点。 一、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 关于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早在1928年，陈东原在其《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三千年的妇女生活，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宋代尤其是急转直下的时代。”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页。其实，中国中古时期社会观念较为开放，妇女生活相对自由。而“唐宋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思想环境比较宽松，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也不严。即以妇女改嫁为例，不仅不加禁止，反而是鼓励提倡的，皇室、名门妇女夫死改嫁或离异改嫁者史不绝书，野史载之者尤多”。 薛瑞生：《两宋提倡妇女改嫁说》，《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页。 薛瑞生：《两宋提倡妇女改嫁说》，《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礼教成为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与明朝时程朱理学被推到官方之学的地位密切相关。薛瑞生：《两宋提倡妇女改嫁说》，《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明代对女子的压抑，是比较严厉的，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随着封建社会步入晚期，礼教日益严酷细密，对妇女的压迫日甚一日。 薛瑞生：《两宋提倡妇女改嫁说》，《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 当然，关于古代中国妇女地位的演变，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如美国学者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即持这种观点。在这本书中，她指出：“五四”以来，“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过去最突出之处。这一公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史，也曲解了19世纪前中国社会的本质。”她认为，就男、女关系而言，“这一过程也是极为复杂，不是‘上、下’或‘尊、卑’所能涵盖的”。“在宋代，士大夫家庭妇女享有一定的继承权和相对自由的再嫁、改嫁权，而明末清初时，女性已失去财产权，并且被迫屈从于日益严厉的贞节观。此外，地方志中大量的节妇名单显示，无论是上流和平民妇女，都是服膺于贞节观的。学者们以‘妇女地位下降’的形式开描述这些变化，这一下降被说成是理学强化、商品化女性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但是与此同时，即使粗略地看一下地方志、私人作品和小说中对明末清初城市生活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副图画。在这副图画中，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同时她们还明显享有某种非正式的权力和社会自由。如明清小说、戏剧所显示的，对于家庭账目来说，主妇是拥有‘钥匙权’的。在地方志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有无数的女性传记和颂文，它们提供了大量博学的学者、有才干的管理者、情绪高昂的旅行者及予人深刻印象个性的证据。然而，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恰当的材料还是由闺秀自己写的大量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但也有书信、随笔和戏剧。这些作品不仅充分显示了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妇女智力和社交世界的丰富性”。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0页。 高彦颐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但是，中国地域辽阔，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因此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妇女地位的演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论证。从晚清以来有识之士的议论中，我们不难看到，正是因为妇女受到深重压迫，才有“妇女解放”问题的提出。 二、妇女解放的时代背景 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基于民族独立、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提出的。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严重，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识之士对国际竞争的认识不断加深，认识到国际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是由于中国的国民素质难以与其它国家的国民相抗衡，形成了关于国际竞争的新概念：要救国，先救人，即造就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国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占人口一半的女子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废除缠足恶习。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使有识之士认识到解除妇女所受重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一，女性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只有女性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才能从总体上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社会才能真正进步。“今世界文明国，首重女学，故其国强如此也，故其种强如此也”；废除缠足，才能身强力壮，如此才能强国